感触“重返”

读了关于“遗言”风波的三篇文章，脑海起雷，一下子挤满了当年的风云。袁敏笔下的风云与我所经历的风云自然不一样，但是其威势，其温度与湿度，其规模，其挟裹的内在力量，无疑是一样的，嗅在鼻孔里竖在皮肤上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袁敏递给我的，是三册《收获》杂志。她要我读一读她先后发表的三篇关于1976年的追寻文章，分别是《我所经历的1976》、《从醉白楼和留椿屋》、《追寻真相》，总题目叫《重返1976》。第一篇我先前就看过，是旭烽递给我的打印稿，阅后即唏嘘不已，并且还在唏嘘之余专门与袁敏、旭烽约了一个时候，走访了一趟蛐蛐儿目前的居屋，并且在他那间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坐了许多时候，回忆起了一些同样昏暗的时光。后两篇是今天看的，看了之后也是闭卷深思半天，满脑袋风走雷吼。袁敏在杂志中附了字条，说她还准备再这么写下去，并说有朋友热情建议她出书，她也为此动心。

我也赞同这样的建议。无论是1976，还是1976先前的年份，还是1976之后的年份，都需要用笔来写。说实话，那些年代的曲曲弯弯的轮廓，现在还不是很清晰，需要一支和许多支雕刀一样的笔来仔细雕缕，袁敏拿起的就是这样的一支笔，一支真诚的翔实的带着锋刃的艺术之笔。我佩服袁敏的细致，她具有多角度“深挖”的叙述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她的开掘循序渐进，结构繁复，总体上却又干净利落，而且思绪的刃锋往往直达心脏部位，且不见血迹。我甚至想，或许只有女作家才能这么行云流水地写，换个男作家操刀，也许就没这么绵密，三下五除二活儿就做完了，有力度而没有韵味。

顺着袁敏竖起的一个又一个路标，我一脚深一脚浅地回七十年代走了一遭。不仅仅是1976，甚至更早。那是1970，或是1972，一些散散点点的记忆突然像流弹一样向我袭来。袁敏在三篇文章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其实与我的生活半径都有几次擦痕，一时间，我真切地听见了那些擦痕发出的细微的声音。

有些微弱的声音是属于蛐蛐儿的。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他叫蛐蛐儿，只知道他大名李君旭。那是1972年，我已经从九团调到师部。师宣传科编印一本油印的文艺作品选，各团入选作品不多，而李君旭与我各有一篇诗作入选，在那时节这两首诗看起来质量都不错，这就为我们九团赢得了声誉。于是在那一次，我便牢牢地记住了李君旭这个名字，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兵团战友。我跟他在目录中站在一起。那时候即便是上油印小册子，也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何况还是师政治部编印的，正正规规的，发到全师各连队的。七十年代初期全国除《解放军文艺》外没有一本文艺刊物，所以能在目录中并肩站在一起，不是亲密战友也是亲密战友了！

其实我也有可能更早一些结识李君旭的。我整个1971年都在九十三连，而他在七连。十三连与七连只隔了一重矮矮的郁郁葱葱的小山坡，那重山坡在我们三营的营部后面，而我们十三连是与营部是粘连一起的。我好几次翻过遍植油茶树的小山坡去七连玩，那时二营七连有一个叫忠良的是我好友，我们在放假的日子里互相走动。但那时，七连是全团“小评论”的中心，几乎每天都听闻有“小评论”的射击声，无产阶级的“砰砰”之音发声强烈，因此在那样的年头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扎根兵团的“炼一颗红心”上，不太在意吟诗赋词，那是危险的风花雪月，因此也不会在“风流才子”的层面上表现什么和结交什么，所以在那个时节没能结识到才华横溢的蛐蛐儿。

现在想来，如果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里结交了这么一位诗友，并且“惺惺相惜”或者“臭味相投”，那么，五年之后，我也极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或第二时间成为“总理遗言”的传抄者，可不可能？很可能的。

记得1976深秋那会儿，我已在桐乡县的一家丝厂负责厂党委办公室工作，当时全厂有一千年轻男女，都是“原兵团战士”，这当中自然也有传抄“总理遗言”的，说句实话我也传抄过，并且也在抄录中真正地激动过；而全国有不少单位顺藤摸瓜追查总理遗言，一直找到我们丝厂，我们这个新建的企业也成为了追查之链中的一环。记得来头最大的，是一家有关“总参”的单位，单位地址甚至不在北京，两个军人倒是面色和霭，于是我按照他们提供的名字将有关工人找来，仔细问来龙去脉。事情既有下家，也有上家，说清楚了，也就过了。至今回想，全国范围追查“总理遗言”运动的那种深度和广度，真的叫人心惊肉跳。

袁敏在“重返”中提到的另一个叫“阿斗”的，与我就有更直接的联系了。我调到丝厂的前三年，亦即1972年吧，我在兵团三师的组织科工作，那一时期师部抽调上来不少知青，多集中在司令部的警通排，后勤部也有一些，如驾驶员理发员仓库保管员等等，但不如警通排集中。警通排里有一位文质彬彬的身形瘦削的警卫员小刘，待人亲切，谈吐温和，一看便知是家庭教养很好，很容易猜想到是来自省城的干部家庭。我在袁敏文中所附的照片中对上了号，此人就是后来被关押到北京去的七人之一“阿斗”。

我那时当然也不知道他的外号叫“阿斗”，只知道他是小刘，两人脾性相近，很谈得来，甚至有一次在师部饭堂举行的师机关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交流大会上，他和我分别代表司令部的知青和政治部的知青发言，可见我俩当时的正统和投入，当时“表现”之拔尖，在师首长眼里我们俩可能是相同类型的人。我至今保留着一张我从饭堂座位上站起来即席发言的黑白照片，不知当时是哪个好事者拍摄的，照片上小刘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可能是先于我发言的，发言完毕后正低着头，满脸的凝思，甚至带一丝忧伤，他也许是在掌声过后突然回想起自己的少年经历，甚至想着西子湖畔的岁月，想着他的伙伴蛐蛐儿、瓜子等人，当然，他在五年后被全副武装押解到北京去受审那一幕，他当时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

我于三年后的秋天离开师部调往大运河畔的丝厂，自此就与小刘失去了联系，他的“出事了”的消息是后来听其他兵团战友说的，当时惊诧莫名，好好的乖乖的小刘能出什么事？十五年后我从嘉兴调回杭州工作，得知小刘在省计经委工作，于是每次到省府大楼办事，只要时间还有空余，总是要去他所在的一号楼坐坐。小刘每次见我来都很高兴，忙着泡茶，接着是海阔天空聊一通。我的话题当然不会去触及伟大的首都北京及其秦城监狱以及其他秘密关押政治人犯的准监狱，我不想给战友带来回忆中的痛苦。

而这些痛苦以及围绕着这些痛苦所展开的绵长的思索，现在由袁敏的三篇“重返”得以再现，而蛐蛐儿、阿斗、瓜子诸位显然还很配合这种再现，这就使我很有些感动。

痛苦一经发酵，便能发酵出幸福和深刻，这正是痛苦的高尚之处。现在所有的当事人都能用豁达而智慧的目光去正视这种痛苦，睫毛都不眨一下，甚至忍着留在体内的难以消弥的各种肉体伤痛，这又体现了何等的情怀。袁敏的笔无疑是有勇气的，但她笔尖所及的这些身受磨难的当事人，则显出了更大的勇气。

现在袁敏还打算进一步“重返”，把这口颇有意味的深井再挖深一些，我对袁敏的钎凿之举和铿锵之声表示敬意，也盼着“重返”早日成书出版。

如果袁敏需要那张阿斗在兵团三师饭堂里作了“学毛选”讲用发言后低头沉思的黑白照片，我也可以去找出来提供，只不过那张照片里慷慨发言的中心主角是我，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不好意思，不过，也完全可以用取景框加以改变。

我与袁敏笔下的这几个人物都有命运轨迹的某种擦痕，这不是巧合，正好说明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青年人的“命运共同体”性质，我们所受的伤痕部位不同轻重不一，但是令人一辈子难忘的痛楚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疗伤的最好方式是揭开真相，直面真相，“重返”就是手段之一。袁敏认认真真在做，我们祝福她。当然，另外的疗伤方法也有，譬如旭烽在与我看望了蛐蛐儿之后就有一次冲到我办公室，很激动地带命令式的口吻说：“蛐蛐儿生活太苦了！我们要为蛐蛐儿搞一个民间的基金！我先出五千！亚洲你至少出三千！”我当然乐于从命，蛐蛐儿整日坐在那间光线昏暗的小屋子里的景像，使我想起就心里不好过，帮他改善一点生活条件那是太微不足道了，比如给他搞一只好一点的立式台灯，比如买一台DVD机，等等，但还有什么办法能使这位以周恩来总理最后的语言发声的勇士以更欣慰的方式生活呢？

这是一个课题。肯定还有更好的方式。

这个答案恐怕还是要到周恩来那里去寻。周恩来总理是真心希望中国人民扎扎实实富起来强起来的，只有中国在经改政改领域大踏步前进了，人民真正地坐到监督者的位置上了，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一拉开帷幕就能停止上演了，那么，蛐蛐儿的小声鸣唱就会显得更加轻松了，哪怕是在潮湿的砖墙旁边，在黑夜，哪怕是永远谦和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