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永铜40年前的回忆(1)

矿山来了一批新工人

   1968年年底我和同班的四位同学终于等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六八届本应是在7月份毕业的，但现在已延迟了半年，而我们五人又是全班同学中最后才拿到通知书的，当时心里那个急呀别说有多难受。

   通知书上写的是去江西铅山县的永平铜矿。这永平铜矿在哪儿，在学校五年中曾去过一些矿山，也听过很多专业课，但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它靠近与福建省接壤的武夷山，我们要乘火车先到上饶，再换汽车去铅山县的永平镇才能到达这个矿山。从学校出发起码则需三、四天才行，而且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矿山，目前只有六、七百号人，这样一个既小且离家又远的单位，让我们听了一下子凉了半截。但又一想，比起那些分到西南边远省份甚至分配到北方军垦农场的同学来说，我们应该是幸运的，何况这好歹也是个国有单位，参加了工作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不是？我们五人生怕误了报到时间，来不及回家就赶到铜矿报到了。

       车到永平镇，在车站给矿里打了电话，矿山还算重视，立刻就派了汽车到车站来接我们。革委会头头（文革时期的矿山负责人）在欢迎我们时说，欢迎你们来这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希望你们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在劳动中对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造。左一个“教育”，右一个“改造”，见面礼让我心里不舒服。  不过紧接着令我惊讶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矿山，这一回竟然要来二十八名大专院校毕业生！他们将在我们的前后脚也要赶到永平铜矿报到，看到其中还有清华、复旦、同济等名校来的学生，我想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要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吗？对矿头头那剌耳的话也就不往心里去了。

      但接下来几天的遭遇，还真让我感受到社会地位跌落的现实，以前的大学生曾有过的荣耀光环不复存在。就拿有一次我们在食堂排队买饭遇到的事情来说吧，我和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生正排着，这时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不排队迳直挤到窗口，我感到不对，向他喊了声“要排队哟！”谁知他 回头瞪了我们几个学生一眼“臭老九，你们还有资格管我？！”蛮横地打了饭走了。

   自从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社会上这就流传着“臭老九”一说，但那只是说说而已，想不到今天还真有人当面嘲讽我是“臭老九”！何谓“臭老九”？这是当年社会上人为地把人群分了三、六、九等，最差的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有海外关系的里通外国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排到了第九位，同样受到人们的鄙视，斥之为“臭老九”。看来社会上把我们列入不光彩的人群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而那个退伍军人之所以那么“横”，我们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矿山也和全国大多数企业里一样，最吃香的就是退伍军人，他们可以分配好的工作，譬如去开汽车，干技术工种，是当时女青年们的首选目标，所以他可以目中无人。而这个矿山女青工本来就少，我等地位之低下，最后竟都濒临打光棍的境地，当然此是后话了。

      果然，在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这些过去曾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只能去接受“改造”和接受“再教育”，统统打发去各连队（文化革命期间企业里的车间都称之为连队）当工人，什么专业对口呀、成绩优秀呀，现在都一文不值。我们中分得好一点的是去二、三连干车工、电工、球磨机工，这些工种不仅仅有技术，也不受日晒雨淋之苦，而我和一位校友另加清华、南京大学的各一位学生则被分到了一连，在露天采矿场做管道工，日晒雨淋不说，整天跟笨重的管子、钢轨打交道；更差一点是分在四连，到井下采场去打风钻、推矿车，危险和艰苦就更不用说了。只有一些高度近视的学生和一些女学生受到了特殊照顾，安排到六连的食堂做炊事员。   

      起初几天上班我是跟着一个姓白的师傅在山上铺铁轨。上山时他让我扛两根短钎杆，而他自己则背着装有道钉、夹板的工具箱，那箱子挺沉的，但他执意不让我跟他换着背。尽管在社会上我们受到些歧视，在此后我和多位工人师傅接触中，却感受到工人师傅特别是老师傅们对我等文弱书生还是很照顾的，且质朴可亲。白师傅虽言语不多，但他干起活来却非常仔细认真。他教我如何铺轨道和接管子，印象深的是对弯曲铁轨的铺设，这不仅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弯道的弧度和内外轨的高差，在当时没有校验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全凭经验来操作。他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一丝不苟。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下山去的，因为那太远了，光来回就要花掉一个多小时，只有等送饭员把饭送来。就这样早出晚归，几个月功夫把人变得又黑又瘦。

      但这还不能算是艰苦，最难忘的是后来要我们几个到突击队干活的日子。当时为了把露天采场的矿石更快捷运往选矿厂，矿决定在山腰处（标高为151m）打通一个运输巷道，长约200多米，我们称其为151巷道，要求限期贯通。于是就在全矿抽调了人员组成突击队来攻关。为配合宣传鼓动，把我、清华大学的小高、校友小尚三个大学生也安排了进来。名义上是让我们当通讯报道员，但我们同样要三班倒，同样要干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把爆破后的废石装进矿车推到巷道外面倒掉，随着巷道的不断延伸，还要协助管道工接水管和铺铁轨。结果上班时我们要和跟工人师傅一起干，下班后还要赶写报道，宣传好人好事，鼓舞士气，其实比工人还累。在巷道掘进到100多米的时候，工作面的渗水开始多了起来，起初我们还能凭身上的一件雨衣对付，但越往前掘，渗水越大，到最后里面就象掘通了暗河一样，如泉涌喷射而出，一件雨衣肯定是不行了，我就找别人再借了一件，两件雨衣套起来穿，这样头上的帽子就有五顶了！听起来这似乎有点荒唐，但当时确实如此，这五顶帽子是这样戴起来的：先戴一顶红卫兵时戴过的黄军帽，这是因为那时天气尚冷，上班出门时必戴的，然后是两层雨衣的连衣帽，然后是安全帽，由于渗水实在太大，最后在安全帽上还加戴了顶斗笠，这不就是五顶帽么？然而就是这样全副武装，在我们帮师傅们搭支架时冰凉的水还是顺着衣袖往里灌，下班后既要赶写报道，还要赶紧烘衣服，否则第二天上班就没得穿。父母亲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担心我的身体，在信里总叮嘱我下班后喝点药酒，说这样可以活血祛风湿，否则得了关节炎就不好办了！我赶紧照此办理，买不到药酒，我就在附近农村买谷酒喝。也别说效果还真不错，下班后特别是上夜班回来，喝上一口酒，不仅可以活血，还把我搞得晕晕乎乎的，倒在床上立马睡着，真是一举两得。

    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我也参加了一些应酬，谁都看不出来，我一个书生模样的人，酒量怎么那样大，怎么练出来的呢，我寻思就是当年在151巷道掘进突击队出于无奈而不知不觉的练出来的吧？

 （请作者告知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