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殇》

□ 丁 成

今天是6月3日。5月12日汶川首发8.0强震，我17日入川，6月1日辗转襄樊转道离川。写《国殇》的冲动是在5月19日成都大学路上一个干洗店产生的。那天上午我们到酒店对面的干洗店洗衣服，看到柜台上放着一张《成都商报》，头版整版黑底色，两个巨大的黑体白字：“国殇”。那两个字仿佛两束强光灯在夜心里一下子将我找到，并把我推到了明处。那一刻，我被震撼了。12日地震以来到19日已经七天了，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攀升，而我入川也已两天，却没有丝毫写作的冲动。我忽然感到，仿佛有一只食人蚕，躺在我的心室旁，每日噬我心神。
    离开大学路的洗衣店，我们原本要去吃饭的，现在我却让文莱带我去找书报亭，文莱没有感到奇怪。很快我们在一家书报厅里买到了2份《成都商报》，我说我要把这个报纸装裱起来挂在书房里，让那两束强光始终把我推在明处，让我不得懈怠。然后我们在一家餐厅午饭，到两点多的时候，骤然响起防空警报和汽车喇叭声，它们迅速让嘈杂的城市安静了下来，我看到饭店里所有的人都严肃起来，迅速低下头。那一刻，我再次被“国殇”两个字揪醒。我知道，我必须得为此写点东西了。
    由于不断地发生余震，使我们只能终日远离建筑物，所以只能在地震间隙里断断续续地写，好像小偷一样从地震里一点一点偷回自己的命限。我看到整个成都都是慌乱的，所有人驾着车都想从内环逃往外环，没车的人打的也要去外环，结果所有的车都被堵在内环的路上，没有人能够出得了城。我们步行在夜晚的成都，路边有人抱着被子坐在栏杆上，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地震降临。我仿佛看到成群集队的“盲蚁”在宿命里左冲右突。我断断续续地写。断断续续地逃难。一直写到离川前夕的5月31日。
    我说这么多，无非想说明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写作变得非常奢侈。所以当我离开成都以后看到铺天盖地的“地震诗”时，感到非常的荒谬。诗人们企图用隔靴搔痒的方法来对灾区发言。那些新闻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的事情，被诗人们搬过来反复咀嚼，真他妈的让人感到愤怒、恶心和耻辱！中国诗人太无能。连篇累牍的诗歌，除了证明你是一个庸俗得发臭的“活尸”以外，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诗歌，更不能体现你对地震遇难的那些亡灵们的追思和对幸存者们的爱心。
    这样一来，我的对诗歌写作的看法当然会发生变化。对诗人的角色问题也会在潜意识中进行反思。我在成都，几乎每日都能看到电视里对灾区的直播，不得不说，如果没有政府和军队，死难者人数将会比现在多出一倍，甚至数倍。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不能不反思过去滥用青春和无知，对它们的无端批判。当然，我要说，这跟所谓的“国家主义”和“政治正确”是毫无关系的。我在乎的是“人”本身，是“生命”本身，我不会去思考什么主义，什么政治立场，什么诗歌，让这些鬼东西离我远点儿。当那些压在废墟下的人，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是我们的父母、儿子，面对用带血的双手刨开瓦砾的军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当一条搜救犬钻进废墟去救一个老人时，被跨塌的混凝土块压成肉饼时，我在成都为这条狗流泪了。难道你们能从狗身上找出他的政党、主义么？如果你们觉得非要从《国殇》中找出“国家主义”，找出“所谓的怜悯”，找出“颂歌的影子”，那么我觉得你们连那条军犬都不如，我会像对待人的生命的尊严一样，去对待这条死去的狗，但我不会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你们，你们，还有你们！
    李浪说得好“萨特的《现代》也是指向意义的”。可是，我们又怎能固守一个“意义”呢？我们需要的何止意义，何止文本？那些动辄用文本和意义说事的人，本身就是一条庸俗的肥虫，他们又懂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立场”和“主义”。我可以好不犹豫地说，我的身上没有此上任何一种情绪，它们像尸体上生发出来的坏蛆一样，吞噬我伟大的心智。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意义么？艺术是立场么？艺术到底是什么？诗歌到底是什么？艺术和诗歌的名义并不能让我们忽视人的尊严，忽视生命的尊严。如果远离尊严，我宁愿远离这些狗日的艺术和诗歌。我这样说仅仅是要告诉你们，在我心目中，我永远是一个异端，更重要的是，异端要有异端的伦理。我们不能为了异端而异端，不能为了意义而意义。事实上，在当代，我们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在一群肥虫之中都不能伟大，我们还不如一条搜救犬！
    是的，我在转变。我在无意识的转向上帝。我在无意识地转向大关怀、大悲悯！因为我内心里自觉地注满了这些东西，它反对一些人为的，有意识的，做作的面具。记得在上海和徐慢在一块，经常听他絮絮叨叨地讲起“真实”，原来觉得烦，现在却觉得它像箴言一样令人警醒。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丁成永远是有血有肉有血性的丁成，但这并不代表没脑子。如果苍天再给我五百年，我会还给你们一个十万年的丁成。如果苍天再给我五十年，我起码会给你们一个一万年不朽的丁成。

                                               2008年6月3日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