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档之争”：70后和80后谁绑了谁？
——访《80后诗歌档案》主编，著名诗人、批评家丁成
本网记者 默然
不久前，《80后诗歌档案》主编丁成在北京书市上抛出“70后的墓志铭，80后的冲锋哨”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旋涡中的丁成日前接受了中国常州网记者默然的独家专访。他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他在北京的话受到了一些方面的误解，甚至曲解。而此时，正值70后、80后诗人围绕丁氏言论磨拳擦掌之际。丁成怎么看待“两档之争”？又将如何面对80后落选诗人和70后的质疑呢？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新浪、腾讯等各大媒体发布了70后、80后诗歌档案正式面世的消息，尤其是部分网站直接以“70后的墓志铭，80后的冲锋哨”为标题，激起了70后诗人的愤怒，随后在一些诗歌论坛，出现了大面积的争论。其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70后诗人以反击的姿态针对80后提出的质疑，有人说“70后是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而80后却只是超女”；一种是80后诗人提出的反对意见，有人说“丁某人把自己那个小论坛当成皇帝的宫殿了”和“还档案，干脆叫蓝星得了”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丁成：真正的诗人，是大于代际概念的。我们不会去追究屈原是那个时代的“几零后”，也不会分析李白和杜甫谁跟谁混。很显然在文本上，他们是超越代际的。墓志铭也好，冲锋哨也罢，对斗嘴皮的事情我没有多大的兴趣。70后部分人的气势汹汹主要还是因为有好事者把各媒体发布的《综合消息》关于“刘春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诗人的言论归结到80后身上的缘故。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档案还未上架，而出版社方面的意思是要到春节左右才能全国发行到位。我的态度是，无论刘春之于70后档案，还是我丁成之于80后档案，人们对于编者的质疑，都显得为时过早。那么，现在的起哄，除了看着是庸人自扰的瞎起哄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作祟心理外，我们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我不知道在这次争吵中，70后是怎么得出结论说80后只是超女的。就70后整体写作而言，阿翔说70后“抱着60年代大腿不放”是极其准确的。“70后”这个符号首先意味着浓重的60后阴影，“80后”这个符号也毫无疑问地意味着“70后”的阴影。问题在于丁成敢拿出文本来证明，写作是明显大于或者超越“80后”这个概念本身的，那么70后有谁能做到呢？沈浩波，确实优秀，但也不过是口语的承续者而已；刘春，也不错，但至多是一个“类知识分子”诗人。在写作这个行列里面，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强大。在“两档之争”这件事情上，我更没怀疑过70后的虚弱和80后的强悍。
80后有人质疑蓝星，这很正常。毕竟任何人来做这个选本都会有人质疑的。问题的关键是要看真正的文本，类似于一些诸如远观之流的诗人，就算有一万个质疑也是微不足道的。从文本的角度来说，他们连做酸葡萄的资格都成问题。而针对有人把《80后诗歌档案》等同于“蓝星”选本，我觉得这只是居心叵测的挑唆之辞罢了。档案的诗歌部分发表了22个人，其中崔澍、春树、饿发、谷雨、何晴、李傻傻、木桦、唐不遇、熊焱、郑小琼、张进步等等诗人，都和蓝星没什么关系。我在2004年初选这个选本时，蓝星的网络论坛尚未开设。说来说去，还是文本。与其在那里发牢骚，还不如埋头去写作，等你的文本足够打败这22个人中的任何一个的时候，你才是有价值的。许多人在脱离文本的前提下，对我们的指责和夸夸其谈显得苍白、空洞而又毫无价值。当然，不管是谁的批评，只要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理智的批评，我们还是欢迎的，毕竟在写作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
记者：可是你在媒体面前的言论，让人很疑惑。对《70后诗歌档案》主编刘春，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刘春和沈浩波谁更适合编这本档案？在70后档案主编遭到直接的批评时，你有没有担心过80后也会有人认为你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诗人，如果有，你会怎么处理。因为，既然叫档案，表明，这本书和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偏好是有区别的，它必须名符其实地真正反映这一代人的写作风貌和价值。
丁成：请你不要误导我在此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于《70后诗歌档案》这本书而言，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任何资格去评判，看到书之前，我不想对该书发表任何观点。之于有人对编选者的挖苦，大可不必。谁不爽，自己有本事也去编一本嘛。至于80后会不会有人认为我是个“忽略不计”的诗人，我从未担心过。我对自己文本的信心，是任何嘲讽、谩骂、挑唆、和激将法都无法撼动的。历史将证明，我那些铺天盖地的诗歌，会把那些矮子们轰炸得体无完肤。
《70后诗歌档案》光看了目录，我还无法辨别这本书对整个一代人的诗歌意义上的概括率到底有多高。但对于《80后诗歌档案》对一代人的概括力是毫无疑问的。我在编后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通过文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出1986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的写作明显的又脱离了80后的写作轨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80后之后会是1986至1990年左右出生诗人的‘后80’ 时代”。意思很明显，80后这代人由于网络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成熟的速度，而80后这个命名有其局限性，在86年至89年出生的人还未长大的时候，我们不能粗暴地用80后这顶帽子去霸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我在编后中把80后划分到85年为止，甚至在书本中可能只收录到84年。这样的划分，就为《80后诗歌档案》更准确，更恰当地概括一代人的写作，作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前提。
我之前，还看到有不少人在煞有介事地对命名提出质疑，看着他们那个认真劲，真是可怜。我在北京时有过“埋葬命名，进入个体写作冲锋新时代”的观点。我们想的是去把一个东西埋葬了，竟然还有人围在棺木旁喋喋不休地讨论它该不该出生。事有凑巧的是，看到阿翔和苏省的一个对话，他们恰恰也在谈论这个事情。不知道他们是真昏了头，还是假正经。
记者：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无冕之王：丁成》中，东仓认为你是80后诗人的精神领袖，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你认为作为写作意义上的80后需要精神领袖吗？
丁成：我当然具备做这群诗人们精神领袖的全部资格和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对我毫无来由愤怒的原因。但是，同时具备这种能力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阿斐、比如啊松啊松等等，整个《80后诗歌档案》入选的22个诗人，大都具备这种资格或者说潜质。作为一群诗人，我觉得不需要一个领袖，各人按照各人的路子写下去就是了。但是作为一群拓荒的先锋，领袖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查拉的达达，没有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没有马蒂斯的野兽派，没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都是不敢想像的。
记者：在采访之前，我了解了一些80后诗人的作品，其中你早年的一首《前辈》中有这样的句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么在你的观念中，是不是认为80后所有的前辈们都已经老了，或者已经不中用了？从诗歌写作的价值来看，你认为80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丁成：首先说明一点，你说的《前辈》是我2004年的作品，其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是我的东西，而是我引用的历史典故，诗的完整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来吧！来吧！攻击我！ / 以前辈的名义，以敌人的名义 / 我把自己暴露给你们 / 从今以后 / 继续和你们 / 以快乐的名义酗酒 / 以诗歌的名义交谈 / 以反叛的名义革命 / 以兄弟的名义相处 / 但，我们都请不要忘记 / 我是我 / 你们是你们 /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几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汉语诗歌走到今天，那些60后，70后的前辈们的写作不如80后的，这一点主要不是指技术上的，而是意识上的。“80后”的价值体现在他们中的少数几个人身上，我相信他们会完成汉语诗歌的突破和超越。
从大的方面来看，汉语诗歌的写作现在主要在延续着两条线进行。一条是脉络清晰的传统线索，一条是翻译体的西方文学。在我看来这两条线都在严重地损害着汉语的巨大魅力。无论诗人们如何自我标榜，或者采用哪种语言方式，他们在骨子里在离汉语越来越远，离诗歌越来越远。他们在意识中的保守和禁忌，束缚了他们在汉语内部进行卓有成效的开拓和探索。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认他们在汉语诗歌向前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垫脚石”作用。这也是我最近在诗歌中写道“国王已死，国王万岁”的内心根源。在2004年说“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时体现的是青年的热血和抱负，而在2008年说“国王已死，国王万岁”时则多了理性的成分。
汉语诗歌现在需要“拐点”。无论是眼界、视野、表达方式，还是思维方式。我想追根究底首先应该解决思维方式的问题，然后是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继承、学习或模仿。在这一点上，是我为什么对70后大部分诗人持否定态度的原因所在。虽然和季羡林对待新诗的认识和过程不一样，但结果却是一样的目前为止新诗是失败的。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各类刊物，填充着中国诗人们那点可怜的虚荣心。一点微小的成就感阻断了他们的目光，使他们和世界深深地隔膜起来。当然，我宣布70后以及更多的前辈诗人群体中，大部分人的写作失效，并不代表汉语诗歌的拐点会出现在“80后”，虽然新气象会出现在他们中的少数人身上，但他们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和“80后”无关和代际命名无关。在我们这群人中，大家会看到汉语诗歌正在发生悄悄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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