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狂妄

    前两年，我去上海出差，见到了同龄的诗人丁成。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碰面，不再像上次那样，相互之间还有拘束，若干次电话联络，已经让我们成了老友。丁成是个激情四溢的家伙，在激情这一点上，我一直说他有前辈诗人周伦佑当年的风采。我们无话不谈，天马行空，彼此相通的气息，激起了两人的豪情，我们把话题转向了中国当下的文学和思想。
    这个令人欲言还休的尴尬话题，并没有阻挡我们的沟通。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现状，需要改变，也就是说，需要一场“革命”，至少是“改良”。我们试图承接当年胡适陈独秀们的传统，来一次当代的“文学革命”。这个令人振奋的字眼让我们兴奋异常，我们欣然勾画了一幅宏图。在我们看来，这场文学和思想的风暴，勾勒中国文学和思想未来的走向，应该在像我们一样的年青人身上完成。
    联想到几年前，同龄诗人萧然还在广州，借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起的有关青年的话题。我们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年青人身上，当下的中国，如果全部的青年都把视线转向浮夸的现实，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问题，忽略社会和责任，也许整个时代都将黯淡无光。这与当年梁启超的论点如出一辙。
    我和丁成庆幸还有彼此，以及那些热血沸腾、蓄势待发的众多青年朋友们。我们就是希望的所在。然而，那次上海之行结束后，我们的宏图并没有立刻实施，一直拖到现在，依然杳无踪迹。
    也许我们只是在做缓期执行的沉淀。像所有类似我们的朋友那样，在等，在期待什么。我回到广州，继续做我的记者，继续写我的诗文；丁成在上海、盐城以及其他地方奔波，为生计，也为某个内心的目标。那场文学和思想的“革命”，悬挂在天空中，像越王勾践床顶的苦胆，警示着我，也警示着他。
    我们似乎很明白当下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症状。然而，“革命”的目标在哪？怎么“革”？“革”完之后又如何？中国以及中国人需要什么？我们还在思考。千丝万缕的头绪，难以理清。那幅“宏图”，其实并不完美。当年，胡适戏剧性地找到了文学革命的路，他狂妄地写道：“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种狂妄的激情，我们似乎并不缺。只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好运”，适逢乱世变革，适逢对旧文化的摧枯拉朽？
    也许我们可以造势，事在人为。如胡适所言，“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我们可以加上这“有意”的一鞭。我们甚至还可以制定出一个目标，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那铿锵有力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提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我们可以提出更多“主义”，并且可以更为铿锵有力、生机勃勃。
    在中国这种权学交易、权文交易蔚然成风的当下，在文学界思想界满足于圈内你侬我侬的当下，在诗人惊人语不断而内心极端贫乏的当下，在文学少年青年追逐名利屈服权威的当下，太多的靶子可以成为革之对象。如鲁迅所言，“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我们就是要这样，专门针对“拿着软刀子的妖魔”，他们在自己舒适的书斋里，“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我们为何不能像鲁迅那样，“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我们革一下这些人的文字的命，“不亦乐乎”？
    也许我们要等、要期待的，是一种勇气。激情和狂妄是一回事，锐意去做的勇气是另一回事。当激情狂妄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具体的勇气，我们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胆。那一天，当我们在生活中，抱怨世事的不如意和内心的孤独时，那种深深的无奈，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用胡适的话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