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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0-25 12:15:00 | By: 皓臻 ] |
<一次短暂的素描> 边建松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对诗歌的态度并不等于对人生的态度；而一个写作者在诗歌中的自我心境则基本是他自身现实形象的投影。前者体现了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后者则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基本守则。从这个基调出发，来观照皓臻的诗歌，我可以武断的推论：皓臻诗歌里那个时而颓废、时而消沉、时而无聊的暧昧面目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皓臻本人，这些只是他沉浸在诗歌创作时候内心的一种尖锐撕裂；或者可以这样说，他的诗歌不是个人经历的直接对应体，但个人经历无疑成为他诗歌的养料。当他在创作时运用他的养料，并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可以“种瓜得豆，种豆得瓜”，对养料进行及时的调整；而调整的原则就是能否适合写作的对象。这样的结果，使得他的诗歌显得富有深度——具体表示就是他喜欢用一些概括性的抽象名词来作题目，他把送祖父祖母的内容叫做《穿梭》，把午夜等候电话叫做《现象》，他居然写了《背靠背》一首诗歌！当然，这样通过题目与文本的互相阐释，让我暗暗惊讶之余，也不免有一种小小的担心，那就是：我们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对存在世界负责，而不仅仅是对存在世界的一次单线条的刻画。好在这些写法并不是皓臻的唯一手段，当我读完他的诗歌后，我就决定借用皓臻的四个句子对他的诗歌做一次文本的短暂的素描。
一、 挖开生命的本身，里面是幻觉 ——《点火》
生命并不是皓臻喜欢的写作对象，虽然他在《怯懦的感恩》这个诗歌里这样说：“我不停地搬运：生命”，虽然他在《逐步放大的过程》里书写了自我生命的成长，虽然他在诗歌里不少地方写过少女、瞎子和老人，但他着力的地方不是生命。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关注生命、喜欢对生命做不余其力的言说的诗人，一定还会关注更多的生命体，比如花开的声音、小兽的蹄痕、挡住流水的岩石和在困境中依然生存的人群，凡是记忆踩踏的地方，我们总可以听见生命的歌哭。皓臻的关注不在这里，他的诗歌里生命体往往不是写作对象，而是为写作对象说话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是一个意象；他更多的是关注内心的那些“幻觉”，而我以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皓臻不同常人的地方，让他从众多写作者中分离出来，巧妙形成完整的自身独立性。比如《家》，集中代表了皓臻这个方面的成绩。他从“你从内心里掏出一把枪/枪口指向你妈”开头，就让我暗暗称奇，一种动乱和暴力就要在“幻觉”出现，恶毒的言辞营造了悬念，接下来，诗歌继续在幻觉里延续，“你被你爸用擦鼻涕的双手/打了个巴掌”，这个句子满足了我阅读的期待，尤其是那双“用擦鼻涕的双手”，让人物关系依然围绕“恶”展开，但就是这里他运用了一次转折，让人性的力量复苏。如果不是运用这个手段，这个诗歌的效果可能就不会这样出众，而我以为他的诗歌里这首《家》是最出色的诗篇之一。《哑雀无声》里，通过幻觉写了“他”的行动，让我们似乎看到“他”一个人像极了无人喝彩的英雄，内心一阵揪紧。
我发现，凡是采用“幻觉”写法的诗歌，基本都很有特点，虽然在他的诗歌里，这样的诗歌不是很多。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他的另外一些类似写法的诗歌。《引爆》里，“我想把我的心脏割开/在里面放上一颗炸弹”，这是幻觉；《早晨七点的雨》，“老太太在我的眼里拨弄细节/她骑一匹危险而来”，也是幻觉；《削苹果》里，他不用削，而用割，他似乎在“割开一个人的内脏/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我举这些例子，大家也可以感到皓臻幻觉的特点，也就是依旧延续《家》的特点：暴力、恶毒、动乱，围绕恶和丑展开。这让我很不放心，因为诗歌不仅仅写出世界的混乱和支离破碎，我们还要把世界的有序和道义写出来，是谓“太初有道”。我在想，皓臻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内心题材？他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题材？或许这就是八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代沟吧？
二、 直至露出细小的 碎碎的骨头 ——《削苹果》
如果说，诗歌是诗人对世界的一次把握和判断，那么，也可以进一步说，诗歌是对世界的一次拨乱反正。除了上面写内心境况的诗歌，皓臻还有很多诗歌写出了世界的基本判断，而这些地方如珍珠散落在他的字里行间，你要“如一个清洁工/拾起满地的幸福和忧伤”（《背靠背》），而我以为，这些地方可以让我们从宏观视角认识皓臻。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人是在世界中的一分子，如果不完成对世界根本的看法，写作者就没有写作的根据和生活的立场，无异于行尸走肉。皓臻有几首写战争的诗歌，这是诗人直接介入诗歌的有力证据。在《加沙地带》里，他愤怒谴责战争造成的恶果：“她的未来是昨天剩余的贫瘠”“从耻辱到饥饿/我却一直都哭个不停——”“我的后代也是别人的虐待对象”，从现在写到以后，从别人的苦难里体会到自身的苦难；而《献歌》里，我们读到“你是多么天真啊/竟怀抱着亲人的血液发育”时，一定会产生由衷的共鸣。这里，他可能会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皓臻，用他的诗歌来说，“原以为世界是种粗暴”。
但我们从另外一些句子里，发现隐藏在揭示背后的眺望。他多次用了“祖国”一词，而且以为是“注定我站在平实的祖国上”（《矮子宣言》）；在《阿炳和音乐》里，他渴望生活于“在那个极为安静的世界深处”。在《十二月的村头小店》里，他注意到平凡生活的一些细节：“她和孩子一起朝我抿嘴/我难以不笑”，一个“难以”让读者体会到沉重中的快慰。正是有这样的认识，他写亲人的一系列诗歌里，会有“温暖的感觉”（《家》）产生。《穿梭》里，灰暗的场景里，那辆“破旧的三轮车”“穿过了茫茫的黑夜”之后，一定会领引我们去互相依靠的温暖之地；《十八年了》，他甚至怀念“神经不正常的善良的 沉默的二叔”。在这些写亲人的诗歌里，《妈妈》写得真漂亮！一个眼睛小小的不漂亮的母亲，是什么力量让诗人“突然想钻到/她的细细的眼睛里/大喊一声妈妈妈妈”？那决不仅仅是血脉相连，我看到了诗人必须的情怀——爱。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称为“骨头”，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是诗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是诗人善良而正确的心跳。我希望这些内在的骨头，能够挑起生存之大诗。我不希望“我喜欢这般睡在一个枯败的梦上”（《整个冬季》）。
三、 它要控制自己的速度 ——《公交车》
读皓臻诗歌是比较吃力的，我曾经这样推测他的写作过程：他“感到”要写一点东西，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还在等待中，这样的情况下他坐下来，写几个句子，而这些刚刚写出来的句子又及时触动了他内心的弦，能够让他的思路继续下去，继续的过程中，他有一种很好的素质：那就是和“想写”的东西结合起来，最后，他感到要写的东西已经表达完了，就抛开笔，——完稿。写叔叔的《十八年了》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范例。首先必须展示叔叔的形象，于是就设计出他坐着抽烟的场景；接下来，怎么和我联系起来呢?他就设计了我叫他回家吃饭的场景；那么，怎样使得叔叔更加让人难忘？他写到叔叔不同常人的地方。一步一步写来，让我感到他的诗歌是一种自身逐渐加大的文本，有时可以不顾及表达的对象和方式，诗歌里的词语、氛围在带动诗歌自身的完成。当然，我们看到，这些诗歌往往在最后一句出彩，或顺势归结全诗，如《从东到西》，第一节写从东到西的在空间具体所见，第二节写在时间里的所悟，最后归结到途中的一个细节：打招呼，是诗歌在叙述中有一个而后你好的跳板，最后写出“当然这招呼也是一种马虎”这样一种对虚拟生活的态度；或彻底颠覆，如《引爆》，用2/3篇幅写“熄灭”，在最后时刻，“太高兴”了，就引爆，有如《妈》，先是“指向你妈”，到后面成为“把你妈抱起”。
这就是皓臻诗歌的基本架构。应该说，皓臻如果仅仅写短诗，这样的架构虽然变化不多，但也足够了；可是如果他的经验更丰富些，要写长诗，就需要一些变化。现在很多作者以为诗歌只是“内心之一击”，是灵光一闪的结果，这只会使诗歌在“容易”的诱饵下丧失广阔领域。这里重复海子的一个观点：写长诗是工作而短诗仅仅是碎片。
四、 这些是你疼痛的内部 ——《疼到痛处》
我把语言问题放到最后，并不是说皓臻不重视诗歌语言，相反他十分重视语言的功能，他尤其注意练字。“她坐在桌前继续喂养新的生命”（《十二月的村头小店》）“烈日浇在岭头”（《车上黄石岭》），这些句子里他注意动词的形象功能；“她骑一匹危险而来”（《早晨七点的雨》）“他裸奔，刺激哗哗地掉下来”（《哑雀无声》），这里他巧妙用形容词化为名词；“去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他”（《十八年了》）“乳房在招唤第N次青春”（《夜夜》）里，他将口语和网络词汇导入诗歌；“奔跑在一只如锅盖的天空”（《囚》），则是对量词的合理处理。
但我必须指出的是，语言并不仅仅局限语法和修辞，也包孕在思维的整体过程里。按照古人的说法，语言的功能是“辞达而已”，也就是及物达意。语言过于用力，有时会伤害表达内容的完整性。按照很多人的说法，语言也就是内容，它是思想情感的直接体现，只要思想情感饱满，才有语言的丰满。皓臻的诗歌有些地方存在思维衔接不妥当的地方，好在他年轻，路途虽然遥远，但以他的才力，足以挽回任何瑕疵。因为在我看来，皓臻的艺术感觉真的不赖，我读他的诗歌，总会被一次次的奇妙细节攫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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