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立波诗集“尚未命名的灯盏”

    撇开彼此私自的友谊，仅作为一个文字抒写者，我对蒋立波的写作姿态和写作立场，是深表认同的。更多的是敬意。在他新出版的诗集《尚未命名的灯盏》中，我又看到了这样的句子：妈妈，五谷在喊叫，在大雪中愤怒地喊叫，一支松明啊，在黑暗中，为我默默地谢罪（出自《1991年初南山大雪》）。
    推测地说，这里的生命应该是种隐忍，而怀疑和发问，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次行为与语言的自我否定——为我默默地谢罪。
    一位诗人不仅需要承担对道义和社会的深度关怀，更需要回到对生命与人性的终及关怀。因为语言的指向面（主旨）和表达面（本身）都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放大。它只能作为一种声音，隐性的相对放大或相对缩小主题，或者干脆作为文种文本的表达方式，展现新式的冲和努力。但意义并不深远。换句话说，一位诗人如果缺失生命的信仰，而只停留在对社会道义的关注上（甚至可能是浅层），那么，他的终及归宿将是空茫的，他所写的作品很有可能被自己所遮蔽。打个比方：一位青年诗人，他对生命（生存状态）的关注，和一位中年诗人，他对生命（信仰与精神）的关注，是截然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一点，前者是起步，后者是回归。是建立公共思想和公共基础上的回归。
    曾经和某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可以离开生命的道义，只有可以离开道义的生命。现在看来，这句话还是可以续延的。
    我喜欢蒋立波，是因为我欣赏他对生命的关注姿态。“就让月光在古代独自流淌，在李白的床前长跪不起，为时代和灵魂谢罪，我就要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在一个人的广场上独自灿烂”（出自《生命的蒙难》）。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表白，记录了某个时段的，让人担扰的生存状况。从童年的贫苦——艰辛的成长——生存的变故——生命的蒙难——定居他乡，蒋立波一直都没有冷落信仰。读他的诗，就像是在和生命近距离的对话，在和道义作一次试探性的交流。“当我扶着你在最后一排木凳上坐下，当秋天的阳光照亮飞扬的尘埃，妈妈，我再也无法原谅自己对光明的无知”（出自《陪妈妈去教堂》）。
    十多年下来，蒋立波一直这样坚持他的写作立场。信仰——时代——自己，他靠的决不是闪光和灵气，是写作的素养和精神。正如蒋立波自己所说，他摒弃了复杂的唯美部份，“一个成熟的诗人，应该是美和语言的泥潭中走出来，为真理而无畏地歌唱”。
    在细读蒋立波的诗集《尚未命名的灯盏》以前，一直错误地以为，他对人性和价值的关注仅限于社会和公众，但现在看来，他对自我（生命和爱情）的揭示，同样也不隐晦。故乡——妈妈——姐姐——爱情，是他生命的四个基点。“今夜我要和月光一起，步行三千里，连夜赶回故乡”（出自《遥望故乡》）。连为一体的当然是妈妈，而不是母亲，这与蒋立波的写作取向有关。那种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疑问、申述和抒扬，使他的诗歌更富有阐述和思考价值。“嘴唇冻裂的乡土一言不发，妈妈，你的头发一夜之间变白了”（出自《霜降》）。还有姐姐，那个已无所思沉默着的，让他难以放下和割舍的姐姐。“在你大海一样恬静的呼吸中，我梦见了故乡的姐姐，我梦见了海底永恒沉默的教堂”（出自《在青岛》）。在这里，呼唤是无力的，它像教堂，像永恒的沉默。但回忆却是汹涌的，“我可以把一个国家优雅的耳朵割下来，可是，如果没有你的聆听，我写下的滚滚波涛又有何用”。
    当蒋立波这样发问的时候，我有理由相信，他在书写爱和真诚，那种拒绝词语堆砌的，却与生命坦然面对的，直接的表述。
    这些都是信仰，他们都从生命的直面意义上，触及了蒋立波的中枢神经，使他被不时地触动，被有力地支撑着。不是歌唱，也不是批判和揭示，在这里，他诗歌的中心，更多的是拯救，一场对自己的焦虑的救亡工程。
    但在爱情里，他却这样写道：一粒荧火虫，开始点亮幸福的希望，一颗贫寒的星辰，开始降低自身的高度。仿佛只有爱情，才能使他的生命重回理想。“在你青草般剔透的腰肢上，居住着黑夜的全部秘密，和我指尖的忧伤”。换句话说，他现在所拥有的爱情，是他生命蒙古包的一个基点，支撑着他的未来，延续着他的精神信仰。
    如果离开信仰，生命可以允许存在，但诗歌必定会被假设，停留在现象之上，难以植入人心的伪装和假设（更像是行为艺术：立波语），正如蒋立波自己所说：诗歌一旦失去对现实的改造，熔炼与提高的能力，那它就只能沦为腐朽与邪恶的同谋。在这里，现实与信仰是深度关联的。
    作为蒋立波最亲近的朋友，我了解他的写作立场。那种严肃、沉稳，不需要词语叠堆而与生命的直接接触，是坦荡和从容的。我保持对他诗歌的深度敬意，与保持对他为人的诚挚敬意，同样是清晰和可靠的。
    有时候，我也在想，融入蒋立波的诗歌，是否更像是一个写作者，正在融入他所爱，所恨的祖国，融入他所控诉的青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