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摘录:

　　记者: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

　　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政治联系到一起。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政治的反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初民刊很多，写诗的人也特别多，知名诗人有很大影响力。

　　北岛:《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化。这一高潮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练、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政治讽刺诗，比如有首诗叫《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非常直接，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比如，将军如何占据幼儿园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经济观察报:没听说过叶文福。

　　北岛:在诗歌节期间，叶文福被几个女“粉丝”包围着，有点儿像毛泽东。我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叶文福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晚年的叶文福。”他在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会成为腐败的根源。

　　经济观察报:复刊后的《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

　　北岛:在海外复刊后，《今天》一度处境尴尬。首先是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说，孤悬海外，读者非常有限，加上财力人力上的种种压力。我们为此作出调整，继续寻找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同时，我们把部分注意力转到文化批评上，支持那些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比如先锋戏剧、独立电影等。在海外复刊后，《今天》编了很多专辑，大的就有40多个。我们下一期编的是“建筑与都市”专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问题与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是哪些问题？

　　北岛:首要的是批评的缺席，现在不仅是美术，也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危机。不仅没有严肃的批评，甚至各种直接或变相收买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这首先始于美术界和电影界，现在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再不正视这一问题，中国文化就烂透了。

　　尽管《今天》影响有限，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春季号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就是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专号，这样严肃的批评在国内几乎已销声匿迹了。今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连发了两期“七十年代”专号，通过集体的回忆来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展现七十年代特殊的质感。

　　经济观察报:作这些批评你们没有压力吗？

　　北岛:《今天》的好处是，有商业化的压力，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商业化的压力在编辑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没有广告，不考虑任何商业诉求。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募捐筹款。在这方面我们很幸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贵人相助”。

　　经济观察报:韩东说《今天》的启示在于，“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你觉得这两点总结得准确吗？

　　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一幅极其残忍的景象正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被我们目睹。
　　当早年的先锋派纷纷接近知天命的年龄时，那些曾经年轻过的嗓音突然变得浑浊、昏庸和世故，整整一代人的诗歌精神尚未树立便已被岁月打回了原形——腐朽的、散发着旧中国尸气的原形。
　　2008年4月，我在天津参加“‘葵’诗歌朗诵会”，第二天，去参观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政府非常高明的让这座新建成博物馆免费对外界开放，使得这座博物馆真正变成了市民的公共花园。这一举措让我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天津这座城市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我一直以为天津是一座保守、僵化、守旧之城，原来并不尽然。而天津博物馆这座建筑本身，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很难想像，在中国能找到一处如此现代的博物馆建筑，来自日本的建筑大师将天津博物馆设计得像一座洁白的通体流光的雕塑，室内空间更是开放敞亮，漫步在廊道中如置身游轮的船舷。
我为天津感到高兴，因为这座一直以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村庄”的城市正在爆发强大的现代意识。就跟北京的“鸟巢”和“国家大剧院”一样，我们不必去评价建筑的具体好坏，在中国，像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地方，能够有勇气为自己的标志性建筑选择如此现代的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精神进步。同行的天津诗人邢非告诉我，天津博物馆的建筑方案遭到了此城最大的知识分子冯骥才的强烈反对。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意外，冯某本来就是一个热衷把玩和意淫中国旧文化的准八旗文人。但依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愤怒，如果依冯某的思路，把天津博物馆建成中国式的大棺材才称他们的心。
　　我的愤怒来源于我心中正在激荡的对当下中国诗歌种种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主义泛滥的现状的愤怒。在中国诗界，一些当年的先锋，正在忙不迭的为自己穿上褂子，装上辫子，沦为冯骥才式的为已死的、散发着霉味的旧文化的招魂者和代言人。这种具体某人的堕落不至于令我心痛，令我心痛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复古主义与在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式的抒情主义的合流，竟一举暴露了整整一代人内心的腐朽和破败，我说的就是曾经代表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一面的所谓的“第三代诗人”。那一代人的两位精神老大，于坚和韩东，在分歧多年，绝交多年后的再次握手言欢，几乎就成为这种合流的标志。2008年，于坚和韩东同赴深圳，为随后马上就要揭晓的新一届“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得主杨键摇旗呐喊，更是颇值得玩味的标志中的标志。岂止是于、韩，第三代诗人中之名躁一时的抒情才子如柏桦、王寅等人，又何尝不一直是杨键诗歌的拥趸。
　　杨键的诗歌，说穿了就是一种掺杂了虚伪的东方宗教意识的乡村抒情诗，乡村抒情意识的陈旧和腐朽其实早已是中国诗歌界的共识，但是一旦给这种东西披上某些圣洁的外衣，那些骨子里从无坚硬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文人们就立刻不能自持的匍匐在地了，海子的麦地和杨键的柳树莫不如此，只不过前者披的是西方殉道士式的外衣，而后者披的是东方清教徒的外衣而已。对于这种虚伪的写作骗局，只有天真如韩东者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泯灭自我”的写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可以“泯灭自我”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选择写作。“泯灭自我”，这种可笑的宗教境界被韩东搬来作为诗歌境界，实在是将诗歌精神庸俗化到令人无地自容的程度。一个诗人需要脆弱和乏力到什么程度，才会将取消自我的宗教境界理解为诗歌的境界？一个被众多二、三流诗人（惟独没有一流诗人）共同吹捧的诗人，其本质当然乃是俗物。古话说高处不胜寒！哪来那么多的知音和温暖？
　　于坚选择杨键，与韩东发自内心的对于各种真真假假的清教徒兼乡村抒情才子的欣赏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为自己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东方文化主义选择同道者和继承人。当年盘峰论争前后，于坚忙着和学院派诗歌开战的时候，他可想不起什么杨键之流来。但此一时彼一时，试图以《零档案》、《事件》系列之类投机取巧之作品迎合国际诗坛，试图与西方接轨不太成功之后的于坚，决定把注下到东方文化上来，并且越来越坚定的成为一个复古主义者，穿着一身的西方名牌，去拼命的为古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老庄之道、山水风景文人画甚至中国古建筑等一切的一切大唱赞歌，甚至要将诗歌拉回到远古东方的巫术时期，还有一条他是不敢说出的，那就是恢复“王道”，恢复帝制，如他这种诗人，正好可以去当一个大腹便便的文学国师。他所不敢说出的，大无畏的佛教徒杨键居然敢说，在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上，此人在受奖词里郑重其事提倡“王道天下”。我不知道台下搞文学评论的那些把票投给此人的兖兖诸公，当时是否也曾脸红？更滑稽的是，在此次南方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过程中，很多评论家在杨键和朵渔之间左右摇摆，一副很难取舍的样子，一个是已死的东方文化甚至是王道主义的捍卫者，一个是以西方自由民主意识为精神主体的抗拒者，我们可爱的评论家们居然两者都喜欢，这可真是一群在精神世界里荡秋千的忽左忽右的妙人儿啊！
　　至此，从于坚、雷平阳、杨键、陈先发到韩东、柏桦、王寅们，中国诗歌版图的大片领域终于成了东方式的、乡村式的、抒情式的、才子式的存在，一些人在拼命的从坟墓里出土的金缕玉衣上重温东方文明的荣光，并用这已死的文明，作为自己写作的合法性依据，生硬的用以填充自己虚弱的内心，使自己的看上去有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式的灵魂，哪怕皮球里填充的全部是尸气；而另一部分人则暴露出了埋藏得更深的精神背景，原来他们真的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亲生儿子，当年青春期的反抗与激越，不过是多读了几本西方理论文字和诗歌后的兴奋模拟，中年以后，他们终究是要回到那温暖的农业文明的巨大子宫中，去反刍出一切浇灌他们内心的东方乡村的乳汁，哪怕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居住得再久，也不能阻挡他们投身于这子宫的热情，难怪，在他们的所有诗篇中，都有一股阻挡不住的“乡村才子气”。
　　整个第三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跨塌或者回归保守，都再次告诫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想要冒出现代性的花朵是多么艰难，一代人被打回原形，农业文明之强大足我们每个人警惕自己的内心。唯一的一个异类是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杨黎，与其他诗人的日趋主流和庸俗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唯一坚守着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并且越写越好的诗人，成了一个被任何一种主流意识排挤和忽视的异类。一些人功臣名就，俨然以大师自居，出入于人民大会堂和各种颁奖的秀场，而真正的天才和先锋者却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那一代人中唯一的天才，恪守着自己的写作初衷和先锋性，他似乎永远没有学会放弃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世俗的光荣。这鲜明的对比如此残忍，到底谁才是精神上的丧家之犬呢？谁才在内心里虚弱焦虑得惶惶不可终日呢？一切其实早有定数，在真真假假的先锋气乱冒的80年代，与强调“生活流”的“他们”诗派和盲目冲动的“莽汉”诗群相比，非非主义是最具理论自觉的，而非非主义中最富天才的诗人杨黎，也最终成为一代人中仅剩的那一个！
　　2007年，中国诗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我和伊沙与同时与于坚的绝交。这在中国诗歌网上第一论坛诗江湖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诗人都觉得我与伊沙太不近人情，说翻脸就翻脸，更多人则将此事完全理解为争夺中国诗歌交椅的名利之战。那时隐下的伏笔，甚至直接导致了诗江湖上几位堪称中坚的诗人对伊沙的反戈一击，整个过程绵延了整整大半年，从07年一直进行到08年之初。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都是盘峰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得益者，如今眼间当年盘峰论争的几位主要战友翻脸为仇，当然难以接受。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在我所参与的任何一场诗歌之争，归根到底都是灵魂之争。我和伊沙与于坚的绝交原因并不相同，但正好包涵了我们所无法容忍的两个方面。于坚跟伊沙绝交，是因为伊沙在一首诗中嘲讽了于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作代会时合影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对于体制化写作的蔑视和质疑，是对于坚为求名利的最大化，而日益体制化写作、献媚化写作的质问，是体制外与体制内两种不同写作精神的交锋，是对当年的先锋派如今深陷体制化写作的不满；而于坚与我的绝交，则是因为我在一篇质疑诗人杨克的网络回贴的末尾，对于坚的东方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
　　一场争论，两个维度，暴露出的却是中国诗歌界大部分诗人在实利主义的商业社会面前，精神世界全面失守，再也找不到精神支撑点，因而全面堕落的事实。当年的先锋派不但日益体制化，而且从精神世界内部趋向于保守和复古，甚至争先恐后的嘲讽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和现代意识，他们已经公开背叛了自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一直恪守的先锋性和反体制写作的精神底限。与我和伊沙彻底绝交之后，于坚很快就荣赝了体制内最大的文学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他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在获奖前后的每一次访谈中都在大肆抨击先锋派。每当看到他这样的言论，我都禁不住深深感受到岁月带来的残忍和悲凉。而更大的嘲讽则是，于坚素来是最讨厌鲁迅的，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文章《乌烟瘴气鸟导师》，文中的骂的鸟导师就是鲁迅。讨厌鲁迅，喜欢周作人，这才是于坚最真实的精神背景。
　　而更残忍的现状也正好与这种对鲁迅的讨厌相关。2007年，我写下了长诗《西安为证》，在诗中，我为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五四先贤所树立的自由、独立、质疑、反抗、追寻现代意识、摈弃农业文明的种种精神的全面抛弃而深感痛心，昔日五四之精神，现在不是说要延续，而是需要有人重新唤醒啊！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诗人伊沙作为一个先锋派的孤独，此城所有的诗人和文人，莫不深陷体制化写作之中，当年曾经先锋的诗人或者批评家，纷纷在这个大名利场中赚得盘满钵满，在最新的一次作家协会改选中，一位当年的先锋派批评家，因为没有竞选上副主席，当场气得拂袖而去。我在诗中如此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