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嵊州从前叫嵊县的时候，就有两样出名的东西，一是越剧，一是强盗。越剧是地方戏曲，由嵊县人唱出名，倒也自然天成，柔肠百转的一条剡溪，滋养出水做的绝色女儿，容貌清丽，歌喉婉转，如何能不出山；这山围在嵊县四周，层层叠叠，绵延成阵，极易啸聚江湖，有强盗藉以藏身，也不稀奇。只是越剧源起不过百年，居然蔚为大观；强盗各地都有，谓之“响马”、“绿壳”、“胡子”，皆旧时匪患记载，又何故嵊县因其出名？

追述嵊县强盗的历史，似乎比越剧久远得多。公元859年，唐末，一个叫裘甫的人率兵起义，虽被朝廷视作乌合之众，却一举攻破剡县、象山等地，给自己封了个“天下都知兵马使”的头衔，建年号为罗平，想当然地做了两个来月的草寇皇帝，短命是短命，对唐王朝的崩溃，不失为一次重创。北宋末年，方腊起兵青溪，自称圣公，年号永乐，嵊县（当时还叫剡县）的牟尼教道人裘目新旋即策众响应，编练农民军数万，夺取县城、挥师新昌，且顺剡溪而下，直捣上虞。方腊被俘后，史称仇道人的裘目新亦于激战中阵亡。

在封建王朝官府的眼中，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犯上作乱，当然是要称之为强盗抑或流寇的，但由此把嵊县因强盗出名的历史推至唐代，甚至更远，终究有些牵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别处也有，出强盗的名份，怎么单给了嵊县？想来还是另有其他缘由的。

越剧在嵊县的发端，已确定为1906年，但对嵊县的历史而言，这一年的意义决不只是唱唱戏。值得记述的大事，还有一件，那就是二十三岁的王金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大森体育学校毕业回国，进了反清志士徐锡麟等人创办的大通学堂任兵操教员，与鉴湖女侠秋瑾共谋东南大起义。

都说嵊县人崇尚文武兼备，王金发可见一斑。此人是读过书的，二十一岁考中秀才，补了廪，能诗文，书法和篆刻亦不乏造诣，但又素好习武强身，据说其臂力过人，可徒手推倒土墙，且枪法了得，弹无虚发。若以性格论，约摸是三分鲁莽，七分侠义，在晚清光绪年间会党蜂起的嵊县，他十八岁就据山结寨，组织过会众均腰系黑带的乌带党，“抗捐抗税，杀官夺械”。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有股子绿林味是自然的。

事实上王金发也的确被人称作“金发强盗”。那一年成立的光复军，由徐锡麟任统领，秋瑾为协领，王金发则以分协领的身份，与竺绍康等人在嵊县募集义军。举义日定在次年的六月初十，但浙东方面未及行动，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义已告失败。王金发赶去绍兴与秋瑾碰面时，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王金发意欲组织抵抗，武力突围，但其时正值暑假，留校师生及勤杂人员仅二十余名，此举无疑以卵击石，秋瑾不允，说自己系女流，且无证据，即便被捕亦无妨，催促王金发快走，王不从，秋瑾促之再三，声色俱厉，王不得已才逾墙远遁。

秋瑾被捕后，虎口脱险的王金发也被清政府列为要犯，悬赏通缉，嵊县城里侦骑四出，搜捕日紧。无奈之下，王金发只得率部众潜入深山，避难岁月，处境险恶，如同陈去病的《王逸（金发）姚勇忱合传》所言，“所走荆莽棘天，往往借草露宿，无所得食，至数月，乃稍得出，然逻者犹张扬，以为大盗”。食无隔宿粮，身无御寒衣，想要活下去，以求后图，就只能“打家劫舍”，虽说打劫对象皆土豪劣绅，并不动普通农户一草一木，“金发强盗”之名还是不胫而走，在当时的嵊县民间广为流传。

其时嵊县的会党，也不乏占山立寨者，如裘文高，“结党数千人，雄踞西乡山间，清吏莫敢问”。从形式上看，似与盗匪相近，但不少会党结在集英才力士时，却是以御盗为号召的，如竺绍康的平洋党。事实上，竺绍康的确也曾亲率党人“击退盗匪，并进而攻破其巢穴，缚数人归致以理，地方才得以粗安。”王金发的乌带党，乃平洋党分支，称他为强盗，则于理不通。

但嵊县强盗之名，到底又是因王金发而盛。一方面是小歌班（早期越剧）的声声“的笃”，一方面是王金发落草避难的煌煌“绿林”，嵊县的强盗之名，其实和越剧同出一时。

二

现在的嵊州，除去越剧博物馆，有关“金发强盗”的遗迹尚有两处，一是董郎岗村的王金发故居，二是市区烈士陵园的王金发墓。

董郎岗也有叫做董龙岗的，村子的确是在岗上，不大，故居的黑瓦是一眼就能望见的。当年王金发的家境还算殷实，留下的房屋却非深宅大院。据说王氏祖上原是住在嵊县城关的，因避祸到此，想来是从其祖父一辈。王金发的祖父参加过太平军，驻兵宁波，失败后蜇居乡间，训导子孙“宁可穷老河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其父奉而行之，读书练拳，不入仕途。王金发幼时在家所受的教育，亦大致如此。

去过绍兴的秋瑾故居，也去过东浦的徐锡麟故居，两处虽也寥落清冷，到底比王金发的这处故居，要可看得多。秋瑾故居在绍兴市区，寻之便利，徐锡麟的东浦故居尽管偏辟一些，却还有些文物，相比之下，王金发的故居，不仅地处乡野，老宅颓败，昔年旧物，也是荡然无存了。从网上查得，有王金发故居旅游开发公司，估计开发的是王金发在绍兴任军政分府都督时的旧居，董郎岗村的王家老宅目前缺乏修缮，旅游的条件尚不具备。

这座封闭式四合院的格局，是两进五开间，相向而建，双侧配置厢房，均为穿斗式砖木结构，二层楼屋，主建筑坐西北朝东南，大门设在一进北端，门额上有“居之安”三字，不知何人所书，也不知是否当年遗痕，但故居旁另有一处白墙黑瓦的老台门，门楣上依旧清晰的“吾爱吾庐”，却是王金发的手迹。

除去这处手迹，故居的封火墙上还能寻到一处弹痕，村人说是当年王金发练枪时留下的。王金发好枪，穿过故居屋后的茂密树林，有一块空旷的丘陵，高出村庄地界，深秋时节，芦荻飞花，红叶尽染，视野十分开阔，早年他所募集的嵊县义军，便是在此演兵操练、瞄枪打靶。这地方至今依旧闲着，但四周已圈了木桩，远处的下坂水库，浮动着一抹光影，那里有一个温泉，叫做沸水温泉，正待开发，木桩是开发商来圈的，开发商不知道自己圈走了一块纪念地，嵊州的辛亥革命志士，在这里发出过撞击猥琐世界的吼声。

王金发的卧室，是二进南侧的一间屋子，从鹅卵石地面的天井望去，木制的窗扇紧闭，明知那幽秘的房间里什么都不再有了，但还是会给人一种感觉，仿佛陈年的气息还在，那种动荡的大时代里，人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还在。王金发是出名的孝子，想象他从绍兴逃生归来，就是在这里跪地叩首，力劝母亲遁走，再率部众穿越屋后树林和丘陵，踏破夜色，隐匿深山，做了“强盗”。

清光绪末年董郎岗村的环境，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山环水绕，交通闭塞，掩藏其间的自然村落，几近与世隔绝。也许村外那棵巨大的古银杏还记得，树下的山道，荒草没膝、野蔓缠脚，因为出了个王金发，此去十里八村，都把这一带看成是强盗出没之地了。

王金发死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系为袁世凯指使浙江都督朱瑞所诱杀，年仅三十三岁，初葬于杭州西湖的卧龙桥畔，蔡元培为之题写了碑联：“生死付常湖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从照片上看，碑额雕有花叶环绕的五星，碑联稍矮，额部也有雕饰，坟茔呈半圆形，配有底座。

嵊州鹿山烈士陵园的这处墓葬，约摸是九十年代初回迁的，据说当时曾和杭州方面协商过，是否能让英魂仍与西湖为伴，未获准许。去年报载，有杭州读者郑安邦称，茅家埠通利桥北五十米左右处，王金发墓仍在，坟冢保存尚可，墓碑和祭奠所用石桌完好，但我寻而未见，存疑。嵊州鹿山的王金发墓淡洁素朴，独立于陵园一隅，松柏掩映，蔡元培所书碑联依旧，去了雕饰，仍不失凝重。碑后铭文《王君季高传》，亦蔡先生所撰。

三

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被枉称“强盗”的，非王金发一人，光复会实际领袖陶成章，也是其一。陶成章字焕卿，把王金发叫作“发强盗”的人，亦把陶成章叫作“焕强盗”。有一回王、陶二人同访章太炎，章先生见一个是焕强盗，一个是发强盗，打趣说，“看到你们两个‘强盗’，使我精神焕发。”

王金发不是真强盗，却因其生涯传奇，给嵊县带来了强盗之名。所谓“嵊县强盗”在清末民初的不胫而走，固然与王金发的叱咤风云有关，但真正成为民间的流行称谓，还是在王金发死后。

嵊县强盗最令人惶恐不安的时期，大约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其时确有不少亡命之徒，专事绑票勒索、抢劫暗杀，时常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案子。这些案子当然不全是嵊县人所为，但出自嵊县乡下的团伙也不在少数，以致嵊县人口碑不好，被市民说成了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拿来吓唬小孩。

甚至也不光是小孩害怕，连租界的巡捕都惧骇。有一传闻，说的是一伙人在街头争吵，通统被带到了巡捕房，内中一人指着另一人说，他是嵊县人。巡捕闻之问道，你真是嵊县人？那人说是。指认者原本只是听口音像，以为说出来对方肯定会被当做强盗关起来，谁知巡捕竟说，没你的事了，快走吧。

除了民间传说，嵊县强盗的名声还渗透到了政治生活。四十年代初，马寅初因多次公开反对蒋介石被抓，关押中仍“不思悔改”，态度非常强硬。蒋介石极为恼火，拍桌子骂道：“这个嵊县强盗！”马寅初回击说，“我不是‘强盗’，是‘强道’，强大的道理，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道。”马寅初先生是嵊县人，蒋介石早期和王金发共过事，光复杭州时同为党人，他对嵊县人的性格当然是知道的。

其实对嵊县人来说，是并不怎么忌讳“强盗”一说的，现在的嵊州人，甚至还有以此为网名者。在他们看来，所谓“嵊县强盗”，只是一个地域性名词。王金发故居的一些老辈人也说，从前嵊县的男人，没有不做强盗的。这话初听令人惊讶，后来明白了，嵊县人对强盗的理解，另有意味。马寅初对蒋介石的反唇相讥，是从字面上辩驳，普通人则以生活方式来解释，说早先的嵊县男人，冬闲是不肯呆在家里的，跑单帮做生意的也不多，嵊县男人尚武，平时没有工夫，这时候就正好练练拳脚。习武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争争斗斗的事也就难免，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骁勇彪悍是生命力的象征。

嵊县多山地，这对聚众结义是个便利。逼上梁山一类的故事，在昔日的中国乡村时有发生，不管从哪里来的，落草嵊县，就都被叫做嵊县强盗了。自清末民初王金发等人被叫做强盗以来，出名的嵊县强盗不少还和革命有关，王鼎三便是其一。此人虽系绿林草莽，尚有改造余地，1942年，一个叫陈山的人，受地下党派遣，佯作投奔，打入山寨，与之为伍两年，终使其弃暗投明，联络起大小四十余股流寇，携长短枪及机枪两百余支，归顺新四军浙东纵队，编番号为“嵊新奉抗日别动总队”，后随军北撤山东，王鼎三本人不仅当上了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的副团长，还入了党。陈山系著名诗人，也是嵊州人。

四

去年我写《水边的戏台》一书时，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张伯岐，另一个叫喻传海。那本书写的是越剧在嵊县的缘起和一个叫张茵的越剧演员，张伯岐和喻传海都是和张茵有关的人物。张伯岐与张茵同为嵊县崇仁镇廿八都村人，现存的瞻山庙古戏台，就是他于民国十七年重修的。喻传海则是张茵的开蒙师傅。张茵九岁时，在瞻山庙戏台“串红台”。

张伯岐和喻传海这两个在越剧史上留名的人，却都并非文弱之士。张伯岐甚至也是个“嵊县强盗”，十七岁那年，听说同村一簟匠在石门村某财主家讨工钱遭打，非常气愤，邀人前往评理（嵊县人的侠心义胆可见一斑），却被对方以武力相胁，打斗中失手犯下命案，为官府缉拿，遂结义上山，落草为“盗”。这个嵊县强盗在辛亥年间也曾为革命党人，无视生死，游走阴阳；光复杭州时更是一马当先，出任第一敢死队队长，立首功。喻传海在越剧早期的男子小歌班里，以演丑角闻名，虽系艺人，竟也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追随张伯岐，做了一名敢死队员。这样的强盗和艺人，除了嵊县，别处还真是少见。

事实上嵊县的辛亥革命志士，远非竺绍康、王金发、张伯岐等少数人。那时候的嵊县，会党蓬勃、义士纷现，大时代的云起风涌，与这个地方的人渗透在骨子里的血性，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粘合力，从光复会的中心区域，到光复军的核心兵力，嵊县人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说嵊县是男人做强盗，女人唱戏文，这话其实并不尽然。喻传海是男人，能唱戏文，也能冲锋陷阵；尹锐志、尹维峻姐妹是女人，不唱戏文，且比之男人更坚韧。徐锡麟、秋瑾浙皖起义失败后，清廷重兵南下围剿，大多数革命党人被迫远走异乡，嵊县的尹氏姐妹却隐蔽上海，坚守到陶成章自南洋回国，重建光复会秘密机关“锐进学社”。其时会长章太炎致力于办报鼓吹革命，副会长陶成章忙于筹措经费、联络党人，学社的日常事务，概由她俩打点。尹维峻那年还只有十五岁。

嵊州的辛亥革命史迹，应该是可以绘制成一张人文地图的，著名人物的故居和主要事件发生地，皆可列于其间。嵊州现在保存完好的，大约只有张伯岐在廿八都村的故居，其欧式外墙虽也陈旧，内里却很干净，庭院也十分宽敞，坐北朝南的走马楼已作为老年活动中心的场所，院中有一口方井，据说至今仍可供附近村民洗涤饮用。张伯岐民国二十六年死于上海，墓葬不知何在。

多年来，好像只要说到“嵊县强盗”的时候，就会想起王金发。其人生前死后一直颇多争议。孙中山称其“东南一英杰”，蔡元培则谓之“大节觥觥，在人耳目”，“到底是一个英雄豪杰”，也有浪漫一点的说法，像许广平，说他是“中国的罗宾汉”。在王金发遇害的当年，上海华洋书局就出了一本岑梦楼写的《王金发》，在“绿林强盗”之上，更冠以“杀人越货，扰害社会，阻挠文明”。这当然只是谩骂而已，但在鲁迅看来，王抓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又放了他，结果反被其假朱瑞之手枪决，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是“费厄泼赖”的反面典型，文革中“石一歌”写《鲁迅传》，也把他说成是“半截子革命者”。其实秋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此人已在1908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从王金发1915年6月2日就义时的照片上看，其神情十分从容，虽五花大绑于刑架，仍是直背挺胸、目光坦然，嘴角隐约还带着笑意。以今天的标准，时年三十三岁的王金发还是个青年，给人的感觉，他却好像已经把自己一生要做的事都完成了，死对他来说，只是重新开始下一个人生。据说做强盗的人都是把脑袋拎在手上的，随时可以丢弃，借用一句著名的歌剧唱词，叫做“砍头只当风吹帽”。那是有信仰的革命者的豪气，强盗不可比附，但倘若强盗真能如此，王金发倒也不枉背了一世的“嵊县强盗”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