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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底三月初的那几天，应该是白先勇今年第一次来杭州。数年前他参与策划制作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转眼已演完了九十九场，第一百场演出的日子也已经定下，将于五月十一日在首都北展剧院上演。这次来杭州，为的是给这部戏制作DVD版的有关事宜。

读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见到他本人却还是第一次。倒也不是没有机会，在这次之前，白先生曾经来杭州晓风书屋签售新书，也许是老顾客了，书店把信息发到了我手机上。虽然单位离书店只有几步路，但因为临时有事，还是错过了。我去时白先生已经离店，没见到人，只买了他的一本书，也不是那本主打的《姹紫嫣红〈牡丹亭〉》，而是同为广西师大版的白先勇自选集《青春·念想》。比起看《牡丹亭》的演出，我更愿意读他的作品。

据出版者称，该书是“先有了书名概念，才决定内容的”，这是“让人直视属于白先勇的人生”的一个作者自选本。这个选本不按作品体例、题材或创作时序来编排，却别出心裁地以作品表现的地域为分类，譬如“桂林”、“台北”、“异乡”；说是带有地域印记，但最后一辑却又冠以“念想”。虽然版权页上的CIP数据标明的是散文随笔，实际上除了末辑，其余的都是小说，一共七篇。倘如书名所示，可将前三辑的小说归之于“青春”，那么，在后面几篇散文随笔中，白先勇“念想”的又是些什么呢？

一般说来，这种自选本与其他选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拥有编选者、也就是作家本人所留下的特殊信息；选哪些作品，如何编排，都隐约可见作家在某一时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蛛丝马迹。白先勇从事昆曲活动的这几年，鲜有个人新著问世，如今突然自己编选了这么一本《青春·念想》，又是和《姹紫嫣红〈牡丹亭〉》同步发行，想必两者之间不无关系。

就在买下这本书的当年，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亦为参演剧目之一。据说这个戏在深圳会堂演出时，白先勇是“早早便在剧场外，温柔地为大家签名”的，但我去东坡大剧院看戏那天，并没有见他出现。后来应本埠媒体之约，我写了一则短文，题为《月落重生灯再红》。这本是剧中杜丽娘亡故前的一句唱词，但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却发现有许多谈论《牡丹亭》的文章，都用了这个标题。我想，别人或许是因戏而感，但在我落笔的时候，考虑的却是戏外的白先勇。

很显然，作为小说家的白先勇，如今更多的是以他自诩的“昆曲义工”在被人谈论了，所到之地，围绕他的话题，多半都是《牡丹亭》，如果我在晓风书屋或者东坡大剧院见到了他，谈的肯定也是《牡丹亭》而不是他的小说，就像这次在武林巷的浙江音像出版社门市部，我是去见作家白先勇的，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兴趣都只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上。

其实我去见白先生的目的，也是和这个《牡丹亭》密切相关的。我希望能和他聊一聊。我想知道这样一个文化现象的产生有哪些重要因素，尤其是小说家白先勇的个人因素。那天在场的人并不多，我和白先生简单说了几句，因为忙于接受记者采访，他就交待给了身边一位姓郑的女士。我又把想法说给郑女士，郑说可以电子邮件联系。我给她留了邮箱，问她也要一个，她说不必了，会主动联系我的。这期间郑女士一直在漫不经心地吃着香蕉，我就觉得她根本没注意听我说了些什么，而且也不会给我邮件。果然，此后便再无音讯。

也许在很多人（包括那位姓郑的女士）看来，白先勇之所以会在夕阳的光影下给自己搭台演一出青春版的《牡丹亭》，全然只是出于他挚爱昆曲的情怀，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悲悯。他们习惯于“完整演出全本昆曲《牡丹亭》是白先勇的梦想”这一说法，却不曾去想过，白先勇圆梦昆曲，所选择的为什么是《牡丹亭》，为什么是“青春版”。

在此之前，我已经读完了《青春·念想》这本书，除了“异乡”一辑中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其余的作品我皆已熟悉。当我确定自己已不能亲聆白先生就青春版《牡丹亭》这一文化现象谈谈他的个人因素之，又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其实这本书原先并不在出版的计划中，因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桂林，白先勇又是桂林人，“大家相处格外融洽，亦师亦友亦兄长”，所以出版社“希望在《姹紫嫣红〈牡丹亭〉》之外，白老师也能编一本自选集，让乡梓子弟也能亲炙这位‘海外乡贤’的作品”。

本意虽如此，结果却意外。重读白先勇的《青春·念想》后，我突然觉得白先生编这本书，不只是为了给乡梓子弟提供一份阅读，更是给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编了一本参考读本。有了这本书，就如同有了密码，可以试图解读这一文化现象中的白先勇因素；这本书的编排和选目，也完全可以做为探究白先勇与一出古老昆曲如何水乳交融地酿造出新口味文化醇酒的一个切口，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春版《牡丹亭》戏外的白先勇。

2

一九五四年夏日的某一天，台北建国中学的暑期补习班已经上课了，两个迟到的男生才匆匆跑进校门，因为都急于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了一起。目光对视的那一瞬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少年情怀，像一株早春的新芽，惴惴不安地破土而出。当时他们也许说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说。这两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小男生，一个就是白先勇，另一个名叫王国祥。

四十五年之后，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这种两个花季少年之间的默契，于王国祥如何不得而知，但对白先勇来说，无疑也是他与“青春”的默契，这种与青春的默契，让白先勇“念想”了半个世纪。在《青春·念想》一书的所有作品中，这一篇是最切合书名的，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魂。

责任编辑傅月庵谈到这个书名的缘起时，有这样一段阐释：“青春”指的是白老师一生所探索、追求的人生意象，无论是全副青春着力从事的“小说”（文学），或如今“不信青春唤不回”的昆曲（文化）都是，实际上也就是这种追索背后的那股“总也不老”的青春动力……

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青春动力”，不如说是“青春情结”。

所谓情结，指的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是经常凝聚在心中的某种感情。这是每个人都有，却又不尽相同的。把白先勇“经常凝聚在心中的某种感情”指认为青春，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情结源于他早年的爱情心理。我以为白先勇一生的青春情结，应当始于他十七岁的那个夏天，始于他和至友王国祥缔结长达三十八年情谊的最初的冲动。王国祥因病于一九九二年五十五岁那年去世，白先勇说“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我们在他那蓦然回首的文字中看到的王国祥，始终给人以青春的面目，而留给白先勇的，也依然是他对那个“十七岁的夏天”的青春的无尽念想。

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篇《寂寞的十七岁》颇具代表性。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起因，白先勇自己的说法是：“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虽然小说中确有那么一个细节，但于全篇的主旨意趣却并非关键。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篇描摩十七岁少年青春期心理的小说。写这个作品时白先勇大约二十出头，台大外文系大二学生，在宪兵学校上地图阅读课时，拿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的。我想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青春就是十七岁，就是他和王国祥萌生友情的那个年纪，“经常凝聚在心中的某种感情”已经出现，他的小说成了这种感情的载体。

作为小说，《寂寞的十七岁》并不是白先勇的处女作。白先勇一九五八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金大奶奶》。白先勇说在他报考台大前，有一次在台南的一家小书店里偶尔淘到两本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虽然封面褪色、灰尘满布，却仍是爱不释手；进入台大外文系后，认识了夏济安，“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他的国文教员叶庆炳先生那时候经常替这本杂志约稿，布置作文也允许学生写小说。有一次白先勇一下子交上去了三篇，结果发回来竟然连一句评语也没有。白先勇不甘心，带了作品贸然上门去见夏济安，夏先生从三篇里挑中了一篇，就是《金大奶奶》。自此他一发而不可收。

如果以一九六三年去台赴美为界，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早期，从处女作《金大奶奶》到《那晚的月光》，头尾五年，期间影响最大的作品，除了《寂寞的十七岁》，另一篇则是《玉卿嫂》。这两篇小说所代表的，分别是白先勇生命中的两类情感，一类是上文所提到的青春情结，另一类是对女性的同情和悲悯，后一类作品在数量上多于前者，作者的情感因素却有所不及。

我在这里只说第一类。

白先勇一九八六年写过一篇散文《人生如戏》，说的是美国著名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往事，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同性恋对于他是代表一种美与青春的追逐，类似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中老作家奥森巴赫对美少年达秋的追求。”白先勇的这个认识，显然出自他本身的情感定位，而这种对“美与青春的追逐”，也正是他的这类小说创作的基调。

试以《月梦》和《青春》为例。

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寄托着白先勇“经常凝聚在心中的某种感情”，和《寂寞的十七岁》一样，作者在其文字中所表露的青春指向，均为弱冠之年的俊美少年（这一点，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日后青春版《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在《月梦》中，追思往事的吴医生难以遏制对一个名叫静思的男孩的爱情和痛苦，深陷于皎洁月光下的青春之梦，勾起这段内心隐秘的人，恰是他无力救治的一位酷似静思的病亡少年；而在《青春》中，老画家不惜舍命捕捉，终致暴毙于烈日灸烤下的海滩，他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的，也正是一个十六岁少年模特浑身散发的青春和美。谈及这篇干脆直接以《青春》点题的小说时，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背景是半抽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欲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春”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尽管这可能确是白先勇写小说《青春》的动因，但是这篇小说的文本，或者说它的故事（如果这篇充满心理暗示，散发着躁动不安的欲望的小说也能算是有故事的话）所传递的信息，却并不这么简单。白先勇在这里表现的青春美是一种摄人魂魄的疑惑，更具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残酷，一种爱与死的激烈冲撞。这是二十四岁时的白先勇的青春情结，到了二OO四年他六十六岁时，经过数十年岁月的淘洗，这个青春情结像一块翠玉，已然晶莹和润了，它所表现的形式，就成了名噪一时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

汤显祖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本着“人的青春不能永葆，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念想的白先勇，就不可能不执著于《牡丹亭》的镜花水月，以追逐自己情感的归属。

3

汪世瑜先生是江苏太仓人，十四岁那年，陪他的一个伙伴来杭州投考国风苏昆剧团，结果阴差阳错，同伴落榜了，他却被一代昆曲大师周传瑛相中。工昆曲小生的周先生不仅亲自调教，还把须臾不可离手的扇子送给了他。五十年舞台岁月扇底轻送，当早已享有“昆曲巾生魁首” 盛誉的汪世瑜从浙江京昆艺术剧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时，白先勇来找他了。

生于一九四一年的汪世瑜比白先勇小四岁，他考入国风剧团的一九五五年正好白先勇高中毕业。也就是说，汪世瑜开始学唱昆曲时，白先勇为昆曲“怦然心动”已经八年了。他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从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的《游园惊梦》中感受昆曲的，与梅兰芳合作的是昆生泰斗俞振飞。看的第一出昆曲开蒙戏起点就这么高，日后的白先勇自然不会随便染指昆曲，他要找的汪世瑜，师从周传瑛不说，所在的国风剧团，也恰好在一九五五年推出新编昆曲《十五贯》，因“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美誉成为业内翘楚，在这样的剧团从小熏染昆曲，汪世瑜的底子当然不薄。

同时我还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昆曲悟性的相似之处。汪世瑜当初所以被周传瑛相中，在于一句“月明云淡露华浓”，这是昆曲《玉簪记·琴挑》中的第一句词，也是周传瑛出的考题。对此，汪世瑜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那个“浓”字我不会念，周先生反复教了我几遍，我并不怯场，一会儿就出来了。过了半小时，周先生碰到我在考场外玩耍，顺便问了一句：小鬼，刚才那句还记不记得了？我脱口而出：月明云淡露华浓！先生很满意，我阴差阳错地被录取了，同伴却落榜了。

说一句唱词成就了汪世瑜固然牵强，但汪先生对一句唱词的悟性就让周传瑛认定他是昆曲之才，却是真实的。虽然白先勇非梨园中人，但他对昆曲的悟性似乎也只须一句唱词就够了。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看俞梅珠联璧合的《游园惊梦》那一次，尽管听不懂，但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婉丽妩媚、一唱三叹就足以让他怦然心动了；四十年后，在南京，当台上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时，依然是那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白先勇说，“在台下，我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说来惭愧，在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之前，我没有看过这出戏的舞台演出，更不要说是天作之合的名家演绎。据说看过俞梅版《游园惊梦》的人以为像那样的好戏，一个人一生也只遇得到一回罢了。白先勇说，“那是真的。那一回好戏，竟也变成了许多年后，我撰写《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话剧的灵感源泉。”

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游园惊梦》是很特别的一篇，除去作者一贯的感伤主义“挽歌”基调外，它的形式和技巧都别具一格。林怀民说，“在众多作品中，白先勇独独偏爱《游园惊梦》。”为什么呢？白先勇解释说，“也许那里头的人物我太熟悉了，……我想我了解他们。”然而这些“太熟悉了”的人物，却让白先勇一个短篇写了半年，“前后删修重写五遍之多”，这又是为什么？我以为他是在寻找一种完全属于这个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因为林怀民接着说，“白先勇认为，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高于一切，至于内容倒不那么重要。”这个观点也许会遭人质疑，以为失之偏颇，但白先勇自己说得更直接，“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了。”

除了小说《游园惊梦》，白先勇还写过一篇散文，也叫《游园惊梦》，是一篇创作谈，谈那个小说的写作缘起，其中的两个小标题非常直白，一是《从“姹紫嫣红”，引出了根源》，另一个是《用“意识流”手法，捕捉昆曲旋律》。读了这篇自述式散文，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游园惊梦》是白先勇作为小说家和“昆曲义工”之间的桥梁，在小说中捕捉昆曲旋律的白先勇站在文学的桥梁上，使《游园惊梦》成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伏笔。

后来的事就因此而顺理成章了：

白先勇说：“二OO二年我见到了昆曲界的几位顶尖人物，当时他们都已经退休歇业了。比如旦角张继青，小生汪世瑜，这两位老师傅年轻时就是唱《牡丹亭》出名的，张继青演杜丽娘，汪世瑜演柳梦梅。昆曲已经没落到谷底，老师傅走了，绝活势必被带走，我想说服他们出山。”

汪世瑜说：“我与白先勇已交往多年，……前年他知道我到台湾后，就去找我。我到的时间很晚，晚上十一点，他就一直等在我下榻的酒店，我一到，房间也不让去，就拉我到咖啡馆里谈昆曲，谈昆曲《牡丹亭》，说要做一个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什么呢？就是要用年轻英俊的演员来演出《牡丹亭》，给同样年轻英俊的男生女生看。”

其时已经六十五岁的白先勇，对美的追寻依然是“年轻英俊”。

4

关于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策划，汪世瑜还有另一个说法：从浙江昆剧团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我本来可以清闲地在杭州安享晚年，同时指导一下昆曲后生。可是和我有十几年交情的白先勇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趁你还教得动的时候，再多带些学生吧。”他把自己关于“青春版”《牡丹亭》的想法给我提出来以后，我立刻答应了。

汪世瑜先生的两个说法，均出自于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不同媒体记者在行文时略有出入想来也是难免的，打电话也罢，在咖啡馆面谈也罢，是否同一个时间地点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一致，那就是联手打造一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而且这个想法最终变成了现实。二OO四年四月，“用年轻英俊的演员来演出给同样年轻英俊的男生女生看”的《牡丹亭》，在台北拉开了帷幕。

在浙江音像出版社版的青春版《牡丹亭》VCD封套内页，印有白先勇自己写的一段文字。白先勇说：

这是我第三次参与制作昆曲《牡丹亭》。第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只演出两折：《闺塾》、《惊梦》，由台湾大鹏剧社名演员徐露、高蕙兰主演，在“国父纪念馆”演出两场。第二次一九九二年，我力邀“上昆”当家名旦华文漪由美国到台北“国家剧院”演出，是两个半小时的简版，演到《回生》为止……

对汤显祖这部架构恢宏、情节曲折，全本共五十五折的扛鼎之作来说，前两次的制作，无疑都还只是“窥其一斑”，而这一次的“呈现全貌精神”的《牡丹亭》，才是白先勇“多年的梦想”。

并且我以为，也只有这一次，才是白先勇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制作”，一次从剧本、舞美到演员无不烙上白氏印记的个性化打造；一次浸润着白先勇青春情结的“姹紫嫣红”；一次散发出白先勇对爱的念想的心灵袒裎。

白先勇说，“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作为一个深谙中国文化精髓的小说家，一个懂行的昆曲迷，白先勇直接参与对汤显祖《牡丹亭》原作剧本的改编，可谓不二人选；作为一个具有“青春情结”、对另类爱情感受犹烈的文化人，白先勇的改编理念自然也会印记鲜明地带有他个人的爱好、寄寓、意念和取舍尺度。

这部《牡丹亭》说是全本，实际上也是经过删减的，由原作的五十五折压缩成二十九折，但自第一出《标目》，到最后一出《圆驾》，剧情基本完整，白先勇以“天下第一奇情”为其主旨，分上中下三本，逐一演绎的是“梦中情”、“人鬼情”和“人间情”，超越生死的浪漫爱情感天动地，使一种具有史诗意味的情爱穿越四百年时空，灯火再红。

套用汤显祖原著《标目》中的一句唱，就叫做：“牡丹亭上三生路”。

所谓“三生”，即三生石，在杭州天竺寺。据唐人袁郊《甘泽谣·圆观》中记载，书生李源生前与僧人圆观交好，二人约定，死后十二年在杭州的天竺寺相见，其时李前往赴约，在寺前遇一牧童，口唱《竹枝词》，中有“三生石上旧精魂”一句，方知这牧童就是圆观的后身。

虽然这典故已作“前世姻缘”的象征之用，汤显祖也以此搭建了一座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牡丹亭，但白先勇是否会对这故事的本意更心驰神往呢？口唱《竹枝词》的牧童，正值十六七岁的青春，选择了《牡丹亭》的白先勇，则意在“月落重生灯再红”、“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因此又想到了《Danny Boy》和《Tea for Two》，白先勇自选集《青春·念想》中的两篇小说。其中的《Danny Boy》原本是白先勇很喜欢的一首爱尔兰民歌，可惜我还没有找到这首歌，不清楚它和小说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我对白先勇小说阅读的印象中，这不仅是两篇新作，而且在取材和叙述上，也迥异于他已往的作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正是超越生死的另类爱情，一种与《牡丹亭》相似的传奇、温暖和忧伤的浪漫质地。我想，职业小说家白先勇对汤显祖的这个戏情有独钟，除去昆曲的因素之外，显然还有着一种他本人对生命与爱情的礼赞、笃信、包容和呼唤。

而最能体现这一切的，无疑是青春，是“不信青春唤不回”的念想。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白先勇执意要在舞台上呈现的《牡丹亭》，就不可能不是“用年轻英俊的演员来演出给同样年轻英俊的男生女生看”的青春版本了。

甚至我以为，很可能是先有了“年轻英俊的演员”，再有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构想的。二OO二年，白先勇应邀去香港，为大中学生讲授昆曲，演讲的主题是《昆曲中的男欢女爱》。事先他要求主办方请几位青年昆曲演员配合讲座当场示范，“而且一定要美女俊男”。主办方从苏州昆剧院请来了四个年轻人，效果非常之好。随后，苏州昆剧院的蔡少华院长把白先勇请到苏州，调动起全团的青年演员，连演了三天的戏给他看。

三天的演出使白先勇“感受到了强烈的青春气息”，内心的青春念想激发了他的灵感，和蔡院长一拍即合：“打青春牌，用年轻演员吸引年轻人，做一出为年轻观众制作的戏。”但这还仅仅只是个想法，当时白先勇尚无十分把握，他甚至认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主演，就放弃。

结果是他看了俞玖林演的柳梦梅，“眼睛一亮”。所以后来在台北约见汪世瑜的时候，白先勇对汪先生说，“我刚好找到两个年轻人俞玖林、沈丰英”，也就是说，苏州昆剧院的这两位新生代演员，此前已是白先勇为新《牡丹亭》选定的男女主角了。尤其是俞玖林，还直接关系到了后来剧本的改编；敦请汪世瑜出任总导演，更是希望这位“昆巾魁首”能带出一个美哉少年的柳梦梅。

这和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心理审美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以前读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常将其比作是他后来那部长篇《孽子》的原始版本，两个作品都是集中写青春的，虽然《孽子》作为长篇小说，其主旨远为宽泛，但主要人物仍系十七八岁的少年，用书中在长春路开照相馆的郭老的话来说，“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他为这些少年们拍摄的照片，就谓之“青春鸟集”，而这些“青春鸟”也正是白先勇《孽子》的情感指向，白先勇的青春情结渲染着这部长篇小说的氛围。

有意思的是，写完了《孽子》的白先勇，似乎意犹未尽，又在一九八六年四月的《人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写给阿青的一封信》的散文。阿青是《孽子》中的主人公，一个心灵无所归依的少年同志，白先勇以牧师般的口吻娓娓道来的美好情愫，简直就像一篇追忆自己的青春往事的“还魂记”。

或许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青春情结，白先勇在新《牡丹亭》的剧本整理时特别加强了柳梦梅的戏份。白先勇的解释是，“一般《牡丹亭》的演出本偏重杜丽娘，以旦角表演为主。我们的剧本，还原汤显祖原著精神，加强柳梦梅角色，生旦并重”，“生旦戏双线发展，达到了对称平衡之美。”

说是生旦并重，以求对称平衡之美，但加强了戏份的柳梦梅，在剧中显然已是第一主角。外行人也许感觉不到，老一辈“柳梦梅”汪世瑜却一清二楚。身为总导演的汪先生，以其内行人的戏感，甚或还予以推波助澜了，因为这也非常符合他对原著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汪世瑜先生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寻梦。我演了那么多那么久‘柳梦梅’，翻来覆去总是那几个折子，总也得不到满足。现在台上的柳梦梅，……实现了我一直以来想把柳梦梅作为《牡丹亭》主人公的梦想，也可以看作我艺术生命的延续。”在汪先生心里，不仅杜丽娘对爱的痴狂和执着全在于柳梦梅，而且柳梦梅对杜丽娘的起死回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回生》以后，作为男人的柳梦梅所承担的压力，也要比杜丽娘大得多，忽视了他，戏就立不起来。”

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出打着“青春”旗号的新《牡丹亭》，就是一个完全体现了白先勇青春理念的版本，一个发生在儒雅俊秀的古代少年书生身上的旷世之情、生死之爱，这样的青春情爱是白先勇一生的信奉，也是没有什么能够为之束缚和阻隔、没有什么不能宽容和实现的。

姹紫嫣红的新《牡丹亭》，说到底，其实是白先勇的青春梦。

5

说新《牡丹亭》是白先勇的青春梦，他自己倒不完全赞同。白先勇说，广西师大出的那本《姹紫嫣红〈牡丹亭〉》大抵是一个演出本。演出广告词喜欢拿白先勇做文章，于是写的是白先勇的青春梦。在他看来，这出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悲喜剧，触动的是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情字，是所有人的青春梦。

话虽这么说，但对这出由年轻人演给年轻人看的新《牡丹亭》，能否在正值青春年华的人们中引起共鸣，开始白先勇心里也没个底。他说，“我们做九个小时这么大的戏，当时很多人都有顾虑。现在的大学生能坐九个小时吗？”后来他就放心了，“可是我们演下来，场场都是满的。……在北大演过两轮了，他们的百年纪念堂有两千两百个座位，满满的。可见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审美观也是一样的。美的东西大家都喜欢。”

白先勇为新《牡丹亭》的殚精竭虑远不止这个戏的制作。戏成之后，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各地的巡演中，他几乎每次都要亲自随行，所到之处，更是事先宣传推介，事后讲座、探讨，尤其是和各高校青年学子直接对话。新《牡丹亭》的演出早已不是单纯的一出戏，而成了一个历时数年不衰的文化话题。

花城出版社二OO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圆梦》一书，是大陆出版的有关白先勇和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最新专集，类似的书，据说在台湾已出了八本。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以及另一本（我还不太清楚是哪家出版社）《牡丹花魂》不同的是，这本书“收集了八大名校青年学生对青春版《牡丹亭》观看后最直接的反应、最纯真的心声，以及学者专家们极具深度的研讨论文。”应该说，书中所有文章，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出新《牡丹亭》在青年人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或许也很能说明这个影响的广泛性。

前不久，偶然看到浙江教育科技台播出的一档娱乐节目，听到一个小男生哼哼唧唧地在上面唱着一首歌。本来我也不会去注意他，只因听到了词中有“牡丹亭”、“汤显祖”什么的，就听了听，但是歌者口齿含混，听不清楚，好在荧屏下方有字幕，发现果然是一首与汤显祖《牡丹亭》有关的歌曲，并且似乎还是由白先勇的新《牡丹亭》引发的。

……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新人类

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

没有时间吃饭

上网到眼睛酸

科技发达好有效率

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

怎样才能够满足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

花十九个小时唱所有观众老了

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

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

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

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

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

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

现在的流行歌曲唱词原本就不规范，我也不清楚自己的摘引是否准确。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王力宏的原唱，歌名很奇怪，叫做《在梅边》，演出是在上海体育场的王力宏“盖世英雄”演唱会上，且与号称“昆曲王子”的张军联手打造，先是由张军来上一段昆曲《牡丹亭》经典唱段，随后王力宏登场，嘻哈饶舌，其间再度插入张军的昆腔：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据说现场气氛活跃，观众反应极其热烈。

这种传统昆曲和流行时尚嫁接的传播，当然与白先勇新《牡丹亭》原汁原味的昆曲演绎不可同日而语，但令我惊异的是它的受众之广。上海体育场可容纳八万人，八万人的演唱会不足为奇，可是在拥有八万听众的舞台上唱昆曲，张军的形容是“这种感受很神奇”，要说青春，大概没有比这些人更青春了，“或许在场的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听昆曲吧，”张军说，“希望这次能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戏曲不一般的美，下次也能走进剧场去真正体验一回昆曲。”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梅边》和新《牡丹亭》具备了相同的青春指向性，两者对年轻受众的冲击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先勇谈到在香港的那次昆曲讲座时，说是“要让青年人看看古人是怎么谈情说爱的”，《在梅边》也有这样的意思。

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

在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遂人愿

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

牡丹亭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不停歇不恨不怪不怨尤谁

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

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

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

爱是什么爱并不是

接近以后就电

喜欢以后就追

腻了以后就飞

就让这隽永传说为你重演

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

我不太懂得一首流行歌曲的产生，需要具备哪些因素，但引领一时风尚的文化热点，想必是其中之一，我相信《在梅边》出现在这个时候，与新《牡丹亭》掀起的青春效应不无关联，白先勇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成功，为之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衍生空间，借助新一轮的昆曲热，王力宏与张军合作，在更为广泛的青春层面又“秀”了一把。

流行音乐的渗透力真是了得，我甚至在关心妍的专辑《Jade Loves》中找到了一首以白先勇名字为题的歌曲《白先勇》，居然能把白先勇小说中的篇名、人物、环境和欲望，一一唱来，其演绎虽然流于空泛，但把它和《在梅边》放到一起来听，倒是可以感觉出“新新人类”从作家白先勇和昆曲《牡丹亭》中，对青春与爱的惨悟，就像《在梅边》结尾所写：

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

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

我不要跟你们赛跑

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

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

好想掉进那故事里

步骤慢点儿气氛神秘柳梦梅的美梦里

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6

在我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已经演满百场了，此前白先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待百场纪念演出结束之后，他会暂别厮守多年的昆曲，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我在浙江音像出版社门市部见到白先勇的那次，也曾听到有记者问他今后的打算，白先生说等告一段落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本行，躲起来写小说。

白先勇知道，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新《牡丹亭》的话题已然确立，它足以在多年以后仍旧被人提起，甚至津津乐道，却未必能始终引领话语流。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青春也罢、爱也罢，他对人生的烛照，还须以小说创作为手段。至于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否会对他的后期写作产生影响，白先勇说，“还没有写完，就不好讲了。社会变迁那么大，许多悲欢离合，我想都可以写成书的。”似乎并不想把这次的昆曲之旅和他的写作扯在一起。

在白先勇的前期小说中，有两个系列，一是《台北人》，已经成书；另一个是《纽约客》，已成稿的几篇曾散见于各种版本的小说集，包括我在《青春·念想》一书中读到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余下的还在写作中。白先勇自己也说，“再写几篇，《纽约客》就完成了。”据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莫昭平先生说，这本书原定二OO四年底交稿的，白先勇打算在台湾、香港和内地同步推出，但新《牡丹亭》的制作和推广，延误了这一计划。白先勇说现在他最想完成的就是系列小说《纽约客》，那是他在海外多年的感觉和体验。

白先勇式的“感觉和体验”的表达，在《台北人》中已非常鲜明，尽管那些作品多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兴亡沧桑之叹，但散发出来的却是一种迁自大陆的“新台北人”的无以排遣的乡愁，而这种乡愁，同样也笼罩在《纽约客》中的人物身上，前者是从大陆去台，毕竟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后者却是漂零异国，那乡愁中的文化冲突，显然会更加的尖锐和疼痛，对此，白先勇有一句话说得很是意味深长：“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它能演到什么时候。”

如果要从《台北人》中找出一篇昆曲《牡丹亭》的影子，《游园惊梦》无疑首当其冲，而其他的许多作品，则可以拿来为“青春版”做注释，以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心理张力作为制作新《牡丹亭》的重要个人因素，那么这出经过数年打造和舞台实践的昆曲，就不可能不在更深的层面上，回到擅写人生的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去影响《纽约客》里的那些人物。尽管从第一篇《谪仙记》开始，这些人物出场的过程拉得很长，但从最新的《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篇所透露的信息，足以再次开启人生的戏幕，跟着白先勇，“我们拭目以待”那一出出如戏的人生，“看看它能演到什么时候”。

除了《纽约客》，白先勇在结束新《牡丹亭》的操作之后，还将完成他长达五十万字的白崇禧传记《仰不愧天》。为了这部写自己父亲的书，白先勇在一九九四年前后就开始收集资料，进入写作后的五六年里，完成了三分之二，对白先勇作品的“粉丝”们来说，期待恐怕要更甚于昆曲、青春、《牡丹亭》。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在新《牡丹亭》的百场纪念演出后，作家白先勇是否真的能脱出身去写作，但是他在经典昆曲《牡丹亭》“月落重生灯再红”的这一轮亮相中，已然拔了个头筹，戏剧性地给一出戏曲搭建了一座生存平台，就像挥洒在宣纸上的水墨，漫漶出多种可能。于是在新《牡丹亭》的管箫笙笛依然绕梁之际，又出现了一出新《牡丹亭》，这出新“新《牡丹亭》”谓之“厅堂版”，在始建于一四O九年的京城“皇家粮仓”里演出，最贵的票价为八人包厢，一万两千元，看戏前能先吃上一餐“牡丹宴”，也没有戏台，演员几乎就在观众面前，“惊梦”时风过前庭，房梁上真就飘下了玫瑰花瓣；“离魂”前雨打秋窗，房梁上顿时就湿湿地挂下了水帘……

青春版新《牡丹亭》在先，厅堂版新新《牡丹亭》随后，说后者受了前者的启发应不为过，这是白先勇参与制作昆曲的意外效应。厅堂版《牡丹亭》的巨幅海报上打出的广告是“京城商务精英新古典主义的消费典范”，所谓“精英”的这种定位法，至少也是新《牡丹亭》“青春”定位的举一反三。

从王力宏的Rap《在梅边》，到“精英消费”的厅堂版，作为白先勇新《牡丹亭》的衍生产品，到底还是给试图从困境中突围的昆曲烙上了商业印痕。据说这个厅堂版的观众定位有四，“第一他不知道什么是昆曲，第二他从来不知道汤显祖是谁，第三他不知道汤显祖写过《牡丹亭》，第四他不知道汤显祖的《牡丹亭》里说了一个什么故事。统统都不知道他就进来了。”冲的是“商务精英新古典主义的消费典范”，前提是“花得起钱的”。

瞄准“商务精英”钱袋的厅堂版《牡丹亭》是否赚到了钱，不得而知，但白先勇说青春版《牡丹亭》至今尚无盈利。白先勇真的是可以脱身了，昆曲《牡丹亭》的经典地位早已确立，此前就多有呈现，此后也还会被反复演绎，倒是未曾面世的《纽约客》和《仰不愧天》，还须白先生一字一字地写来。

青春版《牡丹亭》戏外的白先勇，毕竟是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