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的第一本书名为《江干集》，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一九二三年自费出版，列入“维娜丝丛书第一种”，由上海维娜丝学会发行，署名施青萍，印数仅为一百本。

时年施蛰存在杭州，刚从私立之江大学自动辍学不久。上海的这个维娜丝学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尚不清楚，从名称上推测，应该属于那种研究文学艺术的群众团体。维娜丝有艺术女神之说，把施先生的集子列为丛书的，又是这个学会中的文学会。若是摆到现在，想来是不允许出书的，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非法出版物一说，不是书局或出版社也能印行文艺作品。

其实现在的情景，大致上也差不多，也能自费出书，不过须有一家正规出版单位才行，这个“自费”款项，除去印书成本，还包括给出版社的部分，而施先生当年是不必付钱给维娜丝学会的吧？

我在前年也出过这样一本书，也是由群众团体下的一个“创作委员会”出面操办的。不过这个群众团体是作家协会，带点官方色彩。这本书的出版对出版社来说，亦属自费。好在不必自掏腰包，由创委会负责筹了点钱；但经费由限，印数也不多，和施先生相比，也就是百步和五十步之差。

施蛰存的一百本《江干集》，按他自己的说法，其中二十本送了亲友，余下的八十本，委托给了上海的文明书局代售，也是走了关系的，因为有个同乡在里面做门市部经理。文明书局地处南京路，位置很好，比在杭州推销更有利。然而过了几个月去打听，说是只卖掉了十来本；又过了半年，因经营不善，书店歇业了，那个经理也不知去了何处，剩下的书不知所终，账也无法结。施蜇存说，“连一个铜板也没拿到。”

去年我在单位附近的书店里，看到了和我一起出的那套丛书中的一本，大约也是作者委托给店里代售的，卖得怎样我没打听。回来后找出了我自己的二十本书，在一家散文网站上发了个帖子，说愿意免费赠送，条件是阅后写一两百字的批评。随后收到不少索书跟帖，我也把书一一寄出；再后来，果然得到了许多反馈，都不只一两百字，有人还写了专文，令我感动。书是给人看的，有人看，看了还能对作者说几句真话，比拿几个铜板更值。

也许没人会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从施蛰存先生那里来的。施先生在他那本《江干集》的书末，印了一则“敬求读者赐予批评”的启事，并附有“江干批评”的印花。对于给这本书“任何一方面赐一切实之批评”的读者，他将奉赠年内出版的下一本书《红禅集》，但每份批评必须贴印花一枚。

施蛰存印行《江干集》的时候，还是个未满十八岁的少年，虽然在书末的启事中说他对这些作品“不能自决其价值”，请读者评说“拙著之成功与否”，但少年心气还是很高的。其时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已在杭州成立“兰社”，施先生有一天泛舟西湖，与之相遇，写诗记叙说，“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杜衡原名戴克崇），后加入兰社，更有“携手江干四少年”之句。这种少年心气在今天是难得一见了，虽然二十好几的人还自称“男孩”、“女孩”也未尝不可，但批评显然是听不得了，更不要说因批评而赠书。市场造就的一代，其根须只怕是漂在水上的。

因为《江干集》，杭州成了施蛰存创作的起点。施先生有诗曰：“乡关惭愧说杭州”，单独看似乎不好理解，诗的前一句是“橐笔江湖无里贯”，连起来意思就明白了。施蛰存生于杭州，自然是杭州人，但四岁时随家迁居苏州，成年后则“浪迹海隅”、“旅食异乡”，因此“每填表格，于‘籍贯’下，虽写‘杭州’，实滋惭汗。”文人的心思，到底缜密，但对施先生来说，杭州不只是他的出生地，也应该是他文学的“乡关”。所以有“乡关惭愧说杭州”之句，恐怕还在于他晚年的认识：“这一集中的作品，文笔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足见有境界的文人，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仍不失少年心气。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施蛰存经常来杭州，除每年清明祭扫祖坟，住得最长的一次，大约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其时上海华东师大工会安排他到九溪屏风山疗养，逗留了半个月。屏风山疗养院与当时的浙江大学三分部，也就是早年的之江大学仅一箭之遥，时年五十出头的施先生徜徉其间，一定在松风江涛中看到了自己十七岁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