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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年(片段一)
[ 2008-7-18 9:10:00 | By: 王圣 ]
 

窗外大好河山银装素裹,标准的雪花仍在漫天飞舞。一声乍起的鞭炮掀破黎明的寂静,紧接着一片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便此消彼长,响彻整个山村。

山村距离县城60公里,有个既不好听也不难听的名字,叫石头窝。石头窝,顾名思义,就是用石头磊起的一个窝。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尽可朝着“地处偏远,与世隔绝”的方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描绘。

此刻王晓斌正蜷在温暖的被窝里,细数着谁家的鞭炮放得最响,谁家的响声持续最久,这直接关乎着人们对神明的虔诚程度。想象着被窝外面的严寒,他丝毫没有起床的欲望。

但是,他必须起来,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昨晚临睡前母亲就千叮万嘱地向他交代了今天的事情:不许睡懒觉,不许哭鼻子;不准说脏话,不准沾荤食;不能串人家房门,不能掏别人口袋。

这是1989年农历正月初一,王晓斌又长大一岁,他5岁了。

5岁了,他必须向母亲证明自己的长进,不能再像4岁时那样惹母亲生气。

“爹,我要起床。”王晓斌半闭着眼睛冲父亲大叫。父亲也是刚被鞭炮声吵醒,还在做着一些起床后的收尾工作。

“三儿,你等会,火还没烧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三个儿子中,父亲似乎偏爱这个么儿,总是宠着他。不过也难怪,晓斌的两个哥哥都大他十来岁呢,也用不着父亲特别悉心的照顾了。也许你要惊讶了:同是兄弟,为什么年龄差距这么大呢?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1984年,正是国家开始正式加大力度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高峰期。当时晓斌的父亲在县城农机站当技术员,母亲在县城某单位食堂做饭,两人都吃着国家的公粮,自然要严格履行国家政策。按理说,晓斌已有两个哥哥,是不允许再生他的。但那时晓斌已未卜先知地提前在娘胎里成长了6个月,不适合做引产;况且母亲也特想要个闺女。因此,母亲就放弃吃公粮的差事回到石头窝,随后父亲也提前办了病退手续返回老家。于是,晓斌就在阴差阳错中幸运地来到人世。不过,据说当母亲知道晓斌又是个“带把的”之后,心中着实后悔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因为是超生的孩子,也给晓斌自己带来不少麻烦,比如7岁入学时才上户口,16岁时才分到八分水田,比其他同龄孩子足足少了四分。

要换作平时,晓斌早闹开了,可今天他却安静地接受父亲的安排。

没过多久,父亲拎着一个火笼走入房间,他先是把火笼放进晓斌的被窝里烤了烤,然后又把晓斌的要穿的衣服烤了烤,最后把晓斌抱出来,帮他穿好衣服。

晓斌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父亲要了一串爆竹,点燃后扔进哥哥们的房间里。大哥晓来, 16岁;二哥晓飞,13岁。两人都正值发育高峰期,嗜睡。哥哥们被爆竹声惊醒后只是翻了个身,又裹着被子沉沉的睡过去。

晓飞见自己精心策划的伎俩没有得逞,索性溜进房间,把冰冷的小手伸进哥哥的被窝,他一会掐掐大哥的胳膊,一会又捏捏二哥的大腿。两位兄长终于按捺不住,但又不便发作,只得无奈地爬起来。

吃早饭时,餐桌上全是清一色的青菜萝卜,昨除夕夜的油腻未消,这些素菜正好增长食欲。更让晓斌兴奋的是,桌上居然还有自己垂涎已久的米酒,他敞开肚皮,眼睛也没眨一下就灌下三大碗。晓斌的酒量可是遗传的,在他家,每人都能喝个半斤八两的高度酒。用母亲的话说,个个都能下酒缸。

饭罢,晓斌不能像往常一样去找他的小玩伴,只好跟着两位哥哥去莲蓬山求神。莲蓬山是乡里最高的一座山,山顶上有个古典庄重的寺庙,据说很显灵,每年大年初一都有诸多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有很多家庭甚至倾巢而动。

王晓斌几乎没出过远门,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山村便不敢多说多动。他紧紧地拽着二哥晓飞的衣角,生怕一不小心就走丢了。两位哥哥对这里倒是非常熟悉,大哥晓来径直走到求签房。他今年要参加中考,他想知道自己能否考上中师,哪怕高中也行。

他煞有介事地跪在软垫上,朝菩萨拜三拜,然后拈过签筒念念有词地左右摇晃。从竹筒里掉出一根竹签,晓来虔诚地拾起来,恭敬地递给解签师,又交给他两毛钱。解签师旋即翻出对应的签语,囫囵吞枣地给晓来讲解。晓斌和晓飞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一个字也没听得进去,晓来也一样,他只听清楚那是个上上签。

完毕,晓来又重复前面的动作,替晓斌求了个成长签,祈望晓斌能健康快乐地长大,结果天不遂人愿,求得一个下下签,吓得两位哥哥直冒冷汗。

走出求签房,晓来在香炉旁遇见一位熟人,正在放一串长达十几米的鞭炮,看来诚意还真不浅。这位熟人是晓来的小学同桌,小学毕业后就随家人南下广东打工,掐指算来也出去快三年了,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个十足的小大人。从他笔挺的西装和锃亮的皮靴及老到的举止来看,谁也想不到他还只是个16岁的孩子。

“李作奇。”晓来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跟同桌打了个招呼。谁知李作奇却茫然地打量着晓来,那讶异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晓来:我们认识吗?这令晓来十分尴尬。为早点解脱,晓来主动报上姓名,并提起他们念小学时的一些趣事。其中,晓来着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俩曾为课桌的“三八线”狠狠地打过一架,害得双方父母都被老师叫到学校训话。李作奇木然地听着这些陈年往事,脸上没有半丝表情,只是略带伤感地感慨道:那时真小啊!

这回轮到晓来在内心里发感慨了:真是时过境迁啊!当年如此有趣的事情到他这怎么就变得如此平淡乏味呢?

晓来是个精明人,见曾经的同桌对曾经的事情不感兴趣,只好知趣地转换话题。

“听说你在广东混得不错啊?都准备盖房子结婚了?”也真难为了晓来,一个初中生就被迫紧密关注别人的生存状况。

“哪里哪里,外面也没得钱捡,我只是个打工仔,又不是老板,混口饭吃而已,没办法,不过比在家种地强点……其实,还是在学校好啊,什么都不用操心,还活得轻松。”作奇说这话时的表情很复杂,有伤感,有沧桑,有自豪,还有许多晓来说不出的东西。

作奇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散给晓来一颗,晓来忙摆手示意自己不会。作奇硬塞到他嘴里要他试试,并怂恿道:“你看看你身边的男人,哪个不抽烟?”

晓来难却盛情,只得同意,同时暗示同桌躲到偏僻的地方抽。他怕两个晓飞和晓斌看见后会在父母面前告他的状。

两人随便找了个借口,背着晓飞和晓斌来到一个幽暗的石室里,同桌帮晓来点上火,又塞一颗烟到自己嘴里,点燃。晓来呛得直咳嗽,同桌却悠然地吐着烟圈。

两人静坐在石板上,相视无语。良久,作奇才想起问问晓来的学习情况,晓来实话实说地告诉他自己的成绩很糟糕,考学没多大希望,下半年也准备去广东。

作奇一再劝说道:“这年头一定要好好学习,最好考出去,到时坐办公室,不然,在外面打工真的很辛苦。你要挣老板的钱,老板可要你的命。”

说完,作奇便沉默地眺望着远处的群山。

晓来不明白他此时在想什么,但他觉得这几分钟的相处,比他们在小学五年建立的感情还更浓厚;所说的几句简短的对白,比他们说了多年的话还要管用。

最后,作奇说要去求签,两人就分开了。也许真是菩萨显灵,多年以后,当晓来再次看见作奇时,他已是个开着名牌轿车,风光无限的包工头了。

回到家里,晓斌又恢复淘气的本性,开始翻箱倒柜,大闹天宫。

父亲让晓来写春联,他没有推辞,这是自己每年的今天都要做的事情。父亲拿来一张红色的大纸,用剪刀裁成春联的尺寸,四等分对折。

晓来则从抽屉里翻出干得发硬的毛笔、黑不拉叽的墨棒和布满灰尘的墨盘。晓飞见状赶紧往墨盘里加了点水,研起墨来。

晓来抽过一张叠好的红纸,抹平,执笔在墨盘里沾了沾,趁势在纸上写起字来。第一张是贴在大堂的,他写的是“繁荣昌盛”;第二张是贴在厨房的,他写的是“百味清香”,第三张,第四张……他心里相当有把握绝不出错,他每年都这么写的,写的都是这些字。

父亲捏起一张写好的春联,尽量伸长手,离远点,他老了,眼睛有些老花。他想看看长子的书法是否进步,但他很失望。大儿子笔下的字依然是无棱无角,无粗无细;横竖撇捺、上下左右一般大小。他没说什么,也没任何不悦的表情,只是端来梯子,默默地把一张春联粘到门楣上。

晓斌觉得好玩,死缠烂磨要父亲让自己贴。父亲拗不过,答应了。

晓斌爬上高高的木梯,把一张春联歪歪斜斜地粘在房间门楣上,还忘乎所以地冲下面为他担心的母亲做鬼脸。

忽然,晓斌腿一软,从两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他立即哇哇大哭,把母亲昨晚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父亲抢先一步抱起孩子,嘴里又骂又哄,手里又摸又揉。晓斌的嘴唇不停地流血,没多久就肿得老高,这可把母亲急坏了,直责怪父亲连个孩子也看不住。要是在平常的日子,两人必定是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但今天是新年初始,应讨个吉利,父亲没吭声就抱着晓斌走进房间。

幸好小孩子腿脚骨软,除受点皮肉之苦外并无大碍。

为哄住孩子,父亲从竹篓里给晓斌拿来炸鱼。晓斌破涕为笑,没想到却遭来母亲的一顿责骂:谁叫你今天吃荤食的?转而又冲父亲大发雷霆:谁让你给他吃的?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1989初,改革开放后的10年,生活就是如此有趣,如此矛盾:人们一方面极力维护着某些传统的东西,一方面又在无意识中不停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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